中美关系总体来说还处在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但前面浅滩暗礁也不少。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要让这些潜在的问题发展成严重的冲突或危机。

　　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两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大国第一次坐下来进行高层对话，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朋友、伙伴、对手抑或敌人，任何一个简单词汇，都无法描述新时期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布什的第二任期，两国关系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数。

　　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究竟向何处去？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王缉思教授。

　　《新民周刊》：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离任前曾说，中美关系处于30年来最佳状态，相对于鲍威尔，新国务卿赖斯的鹰派色彩更浓厚一些，“中国威胁论”也再度在美国抬头，中美之间这种最佳状态是否已出现转折？

　　王缉思：对于这种“中美关系最佳状态”的说法，中国方面并没有呼应。因为当时我们也预计到，中美关系在今后几年里恐怕还是会风雨不断。但现在回过头来想，鲍威尔那时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那时的中美关系确实还是比较平稳的。

　　赖斯上台后，即在布什第二任期，“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又呈上升趋势。“威胁论”抬头不足为怪。中国近些年综合国力发展很快，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在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都在上升。美国对中国有一些疑虑，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种“中国威胁论”主要来自美国国会、舆论界和一些保守的思想库。因此，也很难说是布什政府在煽动这种情绪。

　　《新民周刊》：中美刚刚在北京举行了首轮战略对话，而美国却称之为“高层对话”，你如何看待这种微妙差别？

　　王缉思：美国对此有一种解释，它只跟盟国进行“战略对话”，比如美国跟日本或跟北约一些成员之间，可以进行“战略对话”。美国和中国并非盟国关系，于是就改用另一个称呼——“高层对话”。但中国称之为“战略对话”，美国也没表示什么异议。因此，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并不代表两国在对话内容和形式上有什么分歧。

　　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全局性的，跟全球问题有关系的，超越两国现存问题的一种对话。

　　这次对话，是去年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智利圣地亚哥APEC会上确定下来的。不是中国主动提出来要进行这样一次对话，应该说美国和中国都有同样的热情和动力来进行这种交流，而且，对话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双方都有这样的意愿，那就是：两国的具体部门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来解决具体问题。

　　另外，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确实非常必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对话要“增信释疑”，美国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双方在战略上的疑虑，也需要通过对话加以澄清。

　　《新民周刊》：胡锦涛主席9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布什也可能在今年底之前访问中国。相对迟到的高层互访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如何评价这次访问？

　　王缉思：“迟到的访问”？我倒没这样看，虽然你说得也很对，这是胡锦涛主席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首次访美。但美国总统布什几年前来过中国，而且，两国其他形式的高层接触非常频繁，可以说现在比中美关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频繁。

　　今年两国首脑会面，加上你提到的这两次互访，可能要达到四五次，平均下来，两到三个月就要见一次面，另外还有不少电话联系。两国不同职能部门的首长之间，比如说商务部长、财政部长之间，包括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也都非常频繁。

　　胡主席此前出访过很多国家，但一直没去美国，首先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中美关系，也并不是说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另外，从中国角度来看，我们虽然说很重视中美关系，但也不认为中美关系比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更重要。

　　《新民周刊》：你曾说过：中美之间的矛盾要比中日之间的矛盾深刻得多，中日关系则比较“漂”，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王缉思：通过考察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1949年后，中美之间出现了数次比较激烈的对抗，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台湾海峡一系列紧张局势，还有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李登辉访美，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等，长期以来中美之间可以说危机不断，摩擦很多。

　　相对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矛盾，没有中美矛盾那么深刻。中日之间没有特别大的起伏，没有特别戏剧性的变化。

　　另外从意识形态上来考察，中美矛盾也要比中日矛盾更深。美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怀着相当大的敌视态度，比如早先反对中苏同盟，到后来杜勒斯声称要搞“和平演变”，再后来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

　　而中日之间的矛盾有很多历史的、感情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利益上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大家有时会忽略，即日本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包括政治问题、军事问题上一味偏向、追随美国。中日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有一部分是中美矛盾的延伸。

　　《新民周刊》：美国五角大楼不久前发表了《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军事建设基本持负面看法，你怎么看这个报告？

　　王缉思：这个《中国军力报告》，我倒不觉得里面有太多新东西，它只描绘了一番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情况，它总是从中国的能力角度、意图角度，来揣测中国的发展是否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即使确如《军力报告》说的，美国把中国的军事发展看成了一种威胁，也并不就表明美国确实已把中国当成了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目前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恐怕还是恐怖主义。所以，这样一个《军力报告》的出台，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华的战略大方向。

　　《新民周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不断在挑战大陆的底线，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措施，台湾的挑衅行为也得到美国鹰派的支持，怎样客观地看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王缉思：中国没有实现和平统一，美国要负相当的责任，没有美国的插手，台湾问题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美国的战略考虑，并不就是要支持“台独”。因为美国也认识到，如果它支持“台独”，“台独”势必铤而走险，就会导致中美之间直接的战略对抗、军事对抗。这对美国部署它的全球战略，完成它的反恐任务，将造成相当大的干扰和威胁。所以美国其实也不希望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发生大的冲突。

　　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既表明了美国对中国战略上的一种疑虑、警惕和防范，也有美国军火工业利益集团的考虑。当然，美国国会一些反华亲台议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现在说“美国遏制中国”——“遏制”这个词，我想作一些澄清。“遏制”在冷战时期有特殊的含义，当时美国对中国和苏联在军事上进行包围，在政治上进行孤立，在经济上进行封锁，这是“遏制”。

　　现在我们再用“遏制”这个词时，就必须要考虑一些新的背景了——也不是说就不能用——近几个月来，美国方面也在“遏制”这个词上表示了它跟过去不同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表示，希望中方不要把美国对华政策说成是“遏制”。美国还打算在官方文件中间，取消“遏制”这个词，或者采用其他一些说法。

　　过去有人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遏制加接触”，现在布什政府觉得这个说法仍然不确切，它现在常用“双面下注”或者“深度的相互交往”这种说法。

　　这种名称的变化，并不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实质性改变，而是说美国觉得光用“遏制”这个词是片面的，不能概括美国政府对华的全面政策。

　　《新民周刊》：美国在“六方会谈”中很重视中国的作用，这种合作基础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中美关系，如何看待朝核问题及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王缉思：朝核问题，当然是美国在战略上有求于中国的地方。中国从来不赞成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中国追求朝鲜半岛无核化，因此不能说是因为我们要配合美国的行动，或者我们希望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才和美国一起解决朝核问题。解决朝核问题，本身就符合我国利益。

　　虽然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有共同目标，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上，两国仍有相当大的分歧。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国在这方面持很大的保留态度，希望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包括朝鲜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因此，中国不希望美国对朝鲜采取遏制孤立的政策，而是希望朝美两国能够坐下来谈，对于这一点，美国也没有进行反驳。

　　《新民周刊》：你对未来中美关系有怎样的预期？

　　王缉思：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一些长远的矛盾，可能不是一些短暂的交往和战略的对话就能解决的，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总体来说还处在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大局是稳定的，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前面浅滩暗礁也不少。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包括领导人的努力，不要让这些潜在的问题发展成严重的冲突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