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广泛地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贫困农民的超生问题上，像早年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切中了中国公民的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很难执行，农民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但是，十多年过后，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了，如果你把目光聚集在中国富裕阶层的身上，会发现他们也已经成为了超生的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罚款等手段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与其他阶层划清了界限。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面前，一些富裕人士再次通过金钱获得了特权。

　　周宾的姐夫是一个生意人，家里在90年代后生了3个孩子，现在孩子都已经很大，分别被送到美国和英国上学。周宾自己则是一个公务员，他非常喜欢孩子，但却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作为一个公职人员，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非常重要，周宾对记者说：“我们也交不起那个罚款”。

　　对于周宾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是最遵守一胎政策的一群人，和周宾条件类似的这群人中，许多人的不敢生和他的情况有点不同。周宾的同事李杨觉得自己根本养不起2个孩子。

　　“大家都喜欢孩子，但是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就是1000多，我们夫妇每个月收入只有6000，还要付2000多元的房贷，根本不可能养2个孩子，虽然我妻子很喜欢孩子。”李杨对记者表示，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表示，即使国家放开了政策，他们也不会选择要第二个孩子，因为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

　　在中国的工薪阶层中，许多人不仅仅是不养第二个孩子，而且都尽量推迟生第一个孩子的时间。“过去中国女性普遍在24岁前后就已经生育，而现在则推迟了5年左右，因为她们面临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不敢很早生育。”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但是，富裕阶层则不同，他们占有这个社会的众多资源。李明水分析说：“富裕阶层超生可以交罚款，孩子出生后可以请保姆，上学可以上贵族学校，考试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托关系走后门，所以他们的压力要小很多，多一个孩子很难对他们的事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还实现了中国人传统上的家庭价值。”

　　而在中国工薪阶层之下的农民阶层则有着更为传统的思路，他们希望能通过生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多人把脱贫的希望都寄托在多子多福上，在北京打工的河南人李贵天对记者说，他一点都不后悔当年做出超生的决定，虽然被罚了一些钱，但是他的3个孩子目前在全国各地打工，收入在当地算是不错的，因为这些孩子的努力工作，目前他们家已经在老家盖了一幢3层小楼，在此之前，李贵天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10多平米的破旧平房里。李贵天感叹说，如果当初只生一个孩子，现在的这种生活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