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首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友谊宫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俄罗斯等有关组织、研究专家，以及细菌战、毒气战受害者家属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据悉，这是国内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细菌战与毒气战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秘书长三岛静夫、韩国远东文化研究院院长许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郭成周等12位专家在会议上针对细菌战的研究、“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遗产、日军首次细菌战等情况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各国专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在当年的侵略战争中公然违背国际法、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残害亚洲人民的行径表达了强烈愤慨。尤其是当年设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惨无人道地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现在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对此并不悔过，反而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更加伤害了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对此，发言的各国专家给予以严厉的谴责。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表示——

　　8至10年完成“七三一”世界遗产申报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作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其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也成为本次研讨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一直致力于申报工作的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就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七三一”是双重罪证

　　“要把‘七三一’遗址申请为世界遗产，首先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定性、定位。”鲍海春说，“七三一”遗址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开发及使用细菌武器残杀中国抗日军民及世界反法西斯战士的罪证，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

　　鲍海春表示，“七三一”遗址具有双重罪证。“七三一”部队的犯罪行径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与人类文明的准则，是以毁灭人类为代价的灭绝人性行为。同时在其末日来临之际进行了大肆的破坏及销毁，所以“七三一”遗址既是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毁灭罪证的证据。

　　遗址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鲍海春说，“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重要性很多，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奴役、残杀中国及世界人民的见证，是对政治、经济、社会、都能产生影响的特殊资源。

　　哈尔滨是“七三一”部队本部所在地，因此哈尔滨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哈尔滨人民时刻铭记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保存、保护了战争遗址，并将其申报世界遗产，将是哈尔滨人民对人类世界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目前“七三一”部队本部遗址共23处，另加16栋军人宿舍。其面积近70万平方米，足以反映“七三一”部队的性质及规模。虽然遗址保护开发规划工作得到了论证通过，但遗址与罪证陈列馆内的基本陈列，集中遗址与单体遗址互相联系，遗址的地上与地下相呼应的立体开放格局还没有形成。当前要尽快实施完成遗址第二、第三期保护开发。在已列入哈尔滨市重点研究课题基础上，早日将“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课题，列入黑龙江省及国家重点研究课题项目。

　　世界遗产申报是重大工程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现在隶属于哈市平房区，鲍海春认为，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世界战争遗址，应该尽快由哈尔滨市直管。这样有利于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有利于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实施遗址第二、第三期保护开发工程。

　　经过近一年的辩论，有关“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意见已经基本趋向一致。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世界遗产申报资格的六项标准，‘七三一’遗址符合其标准第六条即特殊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应该把‘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来对待，争取在8至10年之间完成申报工作。”鲍海春对把“七三一”遗址申报为世界遗产充满信心。

　　日本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森正孝表示——

　　反对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

　　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日本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森正孝痛斥了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粉饰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的丑恶行径。

　　森正孝先生说，1997年，日本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2000年初次发行了《中学校社会科·历史》、《中学校社会科·公民》教科书，并在第二年通过文部省检查。但是由于以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强烈抗议，在拥有采用教科书权限的524个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中，没有一处采用这种“编撰会教科书”。最后只有东京都养护学校及其他私立学校等6所学校采用了“编撰会教科书”500多册，而“编撰会”当初的目标是采用13万册，实际采用率还不到0.1%。那一次，“编撰会”受到了强烈打击。

　　然而4年后的今天，“编撰会”死心不改，再次叫嚣推广其改编的教科书，书中内容之恶劣无法细数，其特征是美化侵略战争，隐蔽加害事实，以天皇为中心记述日本历史等。书中完全没有表述“慰安妇”、“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绑架劳工”等概念。关于南京大屠杀，教科书标为“南京事件”。

　　森正孝说，日本战后用歪曲历史，否认事实的行为践踏着被害国家人民的心灵，日本一些人对政治、历史认识的无知和贫乏很令人羞愧。他会和有关人士一道坚决反对采用被篡改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

　　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认为——

　　至少20万中国人死于人体试验

　　3日上午，在首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进行专题研究的中国军事科学院预防医学研究员郭成周先生语出惊人：“死于活体试验的中国人绝对不是3000人，而是20万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战的中国人绝对不是27万人，而是200万人。”当日在开幕式上记者采访了郭周成。

　　郭成周先生说，得出死于活体试验的中国人是20万人结论的并不是他，而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纽约时报》在1995年3月18日刊登的文章中指出，“至少有20万中国人死于人体试验”。

　　郭成周先生介绍说，现在学术界关于3000中国人被做了活体试验的估计，是根据1940年至1945年间，在“七三一”部队被试验者体检X线照片编号统计的。

　　郭先生认为，在细菌战活体试验中，有很多试验是不需要做X线体检，仅凭被试验者体检X线照片编号统计来估计被“七三一”部队用作细菌战活体试验的人数是不准确的。另外，发现的被试验者体检X线照片编号也仅仅是1940年至1945年之间的数字，而“七三一”部队早在1932年至1939年就在背荫河做人体试验了。那时，“七三一”部队还有6个大的细菌战部队，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这些细菌战部队也做人体试验。这些大的细菌战部队下面还有60多个分队，也都用中国人做活体试验。因此被发现做活体试验的中国人仅是冰山的一角。

　　郭先生在研究中还发现，那时，很多日本医生都喜欢到中国来，原因是日本医生可以悄悄用中国人做试验，做各种各样在国内没法做的手术。被试验的病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悄作为了试验品，这部分死去的中国人是难以统计的。美国记者根据这些大量漏算的情况计算，被用作活体试验的中国人在2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