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能有机会变成国家公务员，几乎是所有村干部梦寐以求的事情

　　9月9日，重庆市901名村(社区)干部汇聚重庆市人事局，进行为期三天的公务员考试培训。在考试之前，他们都是农民，而通过这次专门为他们设置的考试，将有120人成为他们梦想的“国家干部”。

　　按重庆市《从优秀村(社区)干部中招录乡镇(街道)公务员简章》(以下简称《简章》)的规定，选拔出来的公务员，将“安排到缺编的乡镇(街道)机关工作”，从此脱离农民身份。

　　重庆的这一尝试，是否能够改变“一朝是农民，终身要种田”的局面，给农民一个可以期待的“仕途”通道，使农民“仕途”的“天花板”不局限在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上，还有待观察。

　　“反响不错，这个政策使很多村干部们觉得有了希望。”重庆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李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准备成为“国家干部”的农民

　　8月26日，开县白桥乡白桥村村支书刘六志接到了乡里的电话，告诉他有个可以报考公务员的好机会，要他到乡里去看文件的细则。刘六志马上赶到了乡里。

　　他那天心情很好，“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于是，他向乡里事业单位报考过公务员的人借了材料，在工作之余开始复习。他白天工作忙，就早上起床学两个小时，晚上学三个小时。

　　刘六志年轻的时候想挣钱，就在村里开农用车搞运输。他说后来当村干部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老书记，退休以后在村中心小学当门卫，他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

　　于是，刘六志在1999年被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到2000年的时候，村里的书记辞职，他便一人身兼二职。而上面的“学习”情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的。

　　说到现在的工作，刘六志感到很不平衡，“现在，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务工，他们的收入比村干部多很多，使我有些动摇。况且老年的生活也没有保障。”

　　他认为，如果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当个村干部是最不值的，“一个廉洁的村干部，在村里最穷。”

　　“现在村里的老书记是我们救济的对象，看着很心酸。如果做了公务员，以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否则干个二三十年，退了就退了，没有个依靠。”

　　他甚至觉得，如果村干部的这种现状得不到改善，以后就没人愿意做了。

　　因此，现在能有机会变成国家公务员，几乎是所有村干部梦寐以求的事情。“至少，外出打工的人不再会瞧不起我们了，村民对公务员都是很羡慕的，以后回来为村里做点实事的人也会多起来。”

　　对于考试，他显得挺有信心，虽然数学、逻辑等比较难，但那些和农村工作结合紧密的题就比较容易。

　　当然,对考试不自信的人也有,开县凤凰村的村支书杨宏成就觉得“心里没底”。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正式的考试，他在1988年到1990年间读了函授大专，后来在村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初中老师，从2002年1月开始任村党支部书记。

　　摆脱不可预见的明天，是很多村官的共同想法。在他们的眼里，公务员就是国家干部，工资高且稳定，“而村支书在我的理解里就是给农民做事的，琐碎、操心、工资又低。”杨宏成说。

　　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开始复习，“事情太多了，村里在进行殡改和公路整治，考试题一点都没看。”

　　被放宽的标准和现实

　　按《简章》规定，这次对基层干部放宽招录标准，是“为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党政干部队伍，进一步完善村(社区)干部激励机制”。

　　杨宏成坦言，他的积极性就是被这个政策提高的，“现在，一些村民也觉得干部比以往有前途了，村干部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去年我们到基层调研的时候，基层干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很希望能有机会进入到公务员队伍。”李淮说，“从另一方面来讲，要求公务员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招录公务员的方向。以后每两年，我们都会定向从村(社区)干部中招录一部分公务员。”

　　“村(社区)干部的文凭多是函授、自考、电大，若和大学生一起竞争公务员，很难入围。在今年初的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市委组织部领导要求对基层干部放宽标准。”

　　按照重庆市公开招录公务员的标准，对报名者的要求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这次面向基层干部的考试，年龄放宽到40岁，学历要求是大专以上，增加了“担任村(社区)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书记、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主任三年及以上”一条。

　　但即便如此，杨宏成觉得对于基层干部来讲，要同时达到这三个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以开县为例，就可大致估算出符合条件的人数比例。

　　开县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的陈大魁介绍，此次开县共有19人报名参加考试，其中女性一名，大学本科学历一名，年龄最小的31岁，最大的40岁。

　　按照杨宏成的判断，这样好的机会，凡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都会尝试一下，即使不成功也算增加一次经验。

　　开县共有1080个村，也就是说共有2160位村支书或村干部，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位社区主任。在对基层干部学历和年龄均有所放宽的情况下，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尚不满1%，基层干部群体距离国家公务员群体的距离之远，可见一斑。

　　“太高的官我们做不了，但乡镇工作村干部完全可以胜任。有些乡里的公务员连二十四节气都不知道，而我们知道农民在想什么，需要什么。”重庆市奉节县古平镇大寨村村支书张孝奉颇不服气地说。

　　但是，他说他也没有想过从乡镇再往上升，“现在都讲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这个我们是达不到的。再说，我们的依托还是在农村，要是没有关系，又怎么可能升官呢。”

　　给农民更平等的舞台

　　事实上，从基层干部中招录公务员，重庆市并不是全国首例。还有一些地方也在尝试着为村官拓宽“仕途”。

　　2002年11月份，江苏省射阳县的部分乡镇机关就实施过从农村基层村党支部书记中公开考录公务员的工作。

　　江苏省盱眙县在2005年也开启了从村支书中选拔公务员的工作，标准比重庆更低: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任村支部书记两年以上，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盱眙县拿出了四个名额，与重庆市分配到各县的名额数量大体相当。

　　在射阳县的公开招考中，共拿出了三个乡镇机关职位供村支书定向报考，从考录的情况来看，全县20个镇(区)共有31名村支书报名参加了这三个职位的竞争。

　　射阳县当时的参考率为79.5%，县综合干部科将其原因分析为：部分村干部认为竞争太激烈，考试无望，所以主动放弃考试。射阳县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笔试通过率低。全县参考的31名村支书，仅有三人通过笔试关。

　　“这样的考试，如果录取的人数比较少，竞争过于激烈，大家都认为自己资格不够。时间长了，刚开始的积极性就会丧失，考试的激励作用便会减小，形同虚设了。”北京大学电子政务学院院长杨凤春分析说。

　　“优秀的村干部很多，名额还是太少了。”刘六志认为。

　　实行公务员制度10年以来，全国只有5000名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中国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企业家群体的仕途却宽得多。

　　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陆学艺等学者认为：自1980年以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尽管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而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则存在代际继承的趋势，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明显增强。

　　“要给农民、农村干部更加公开、透明的政治舞台，打破他们的身份障碍。事实上，公务员群体内部也是分层的，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的人。村干部做公务员的效果未必就会比学校的毕业生差。”黄卫平说。-

　　新中国农民的“当官”通道

　　从农民身份直接转变为国家领导人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只有陈永贵一个人。

　　昔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陈永贵算是特殊时期的特例。他靠运动起家，积累了政治资源，并为最高领导人所赏识，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用了49年的时光。

　　一段时间里，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甚至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

　　今天的中国，从农民到副总理的陈永贵神话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正在实行公务员职业化改革，对公务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拥有“农民”这一身份的群体如何能够像城里人那样“当官”，一直是一种奢望。

　　1997年，山东省取消农民报考乡镇国家公务员的限制之前，持农村户口的农民，甚至连与同等条件的城里人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2000年,江苏省取消公务员报考中的户口性质限制，但是由于农民接受到的文化教育有限,通过统一考试进入公务员阶层，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依然困难重重。

　　五年来，江苏省共有250名农民通过考试进入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工作，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平均每年仅50名，而“这在国内各省份中并不多见”。

　　2002年8月，山东省首次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符合条件的农民可报考县级机关。济南市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招考报名工作开始，第一天报名者达3185人，而其中农民考生仅4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