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方针什么时候都不会动摇，“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理由来改变它，都是极其危险的。”有学者这样说。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否则化解就业难题、社会稳定问题等挑战的难度就会更大。

　　在“十一五”期间以及更远的将来,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只是,不能再沿用以前的发展模式了。要通过对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来增强发展的后劲。

　　据了解,“十一五”规划将突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做到节约、清洁、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两年前，创刊号的《瞭望东方周刊》曾发表《中国软肋的暴露》一文，对中国的发展提出预警。当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表明:中国国际竞争力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而两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国际竞争力又一次传出下滑的消息。

　　当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的卢佩斯·奥古斯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从长远看，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是技术创新。”奥克斯都说，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科技进步却不快。中国的技术排位非常低。

　　五中全会会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作出安排。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三种能力将被得到强调。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一道，都被认为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内涵。

　　决策者认为，未来中国应是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都会得到空前提升。

　　确保形成共识

　　8月中旬，央行在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建议取消房屋预售制度。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随即公开发表“万言书”，质疑央行报告“逻辑混乱”、“荒谬”。

　　任志强毫无顾忌地与央行“叫板”，令人侧目。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反对央行这项建议上，成为了无声的后盾。

　　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严厉批评一些地方政府不落实中央的教育政策，也引起舆论热议。

　　今年2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明确提出，“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确保政令畅通。”

　　“‘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被本届政府反复提及，这在2004年中央政府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之后尤为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着力推进之时，邓小平就曾强调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显而易见，将“确保政令畅通”明确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表明中央已经注意到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2004年下半年，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地方和部门不讲真话，‘欺上瞒下’，这是我党最大的危险。”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统计外的收费收入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这些通过部门进行的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刚刚公布的审计报告表明，去年预算执行，商务部曾虚报五亿，民航总局私存八千万，外交部等挪用财政资金，教育部门乱收费1.54亿。

　　有政治学者认为，如何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框架，使中央政令畅通无阻，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届五中全会，被认为是“进一步统一思想的会议”。

　　三年来，中央领导层十分重视统一思想。胡锦涛率先垂范，多次到革命老区，到最贫穷的地区视察和调研，告诫全党，中央将用什么理念、什么方式治理国家。胡锦涛本人还在广东给最基层的党员上党课，讲“五个统筹”的具体内容。

　　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作了一个讲话。有评论说，这个讲话是他代表中央第一次全面地阐述治国思想。

　　8月19日至23日，胡锦涛在河南、江西、湖北考察工作，主题是“就‘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调查研究”。他继续强调统一思想。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一致认为，胡锦涛的这一行程，是为接下来的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吹风”，并了解各地的意见，实地观察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

　　“共和国一代”登上历史舞台

　　2004年12月初,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易人为序幕,新一轮省部级干部调整启动。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三个月后的这波人事变动，涉及八个省(区)、两个国家总局、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

　　省部级官员的变动一般是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个调整周期。而这次的人事更迭发生在党的十六大与十七大之间。

　　其中，也有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如徐光春卸任广电总局局长，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调任广电总局局长。

　　2005年7月，又一次动作颇大的高层人事任免公布，六位省部级官员职位变动，涉及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中央部委，以及山西、湖南两省。

　　外界注意到，这次调整涉及的省部级高官大多数没有完成原有职位的任期。

　　中国高层干部变动的另一个信号是，经济、社会管理型官员在决策层中增加。统计显示，2003年“两会”以后，中国的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学历的已占多数。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官员学历背景变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共和国一代”成为执政的生力军。

　　李克强、张宝顺、袁纯清、宋秀岩、李源潮等都是“共和国一代”，几乎都刚过40岁即获副省部级高位。

　　目前，在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中，“共和国一代”已遍布三分之一的省份。

　　学者分析，“共和国一代”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77、78级大学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在80年代初甫一毕业就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他们大多数人也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普遍具备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并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与中央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