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厅：除了晚年建现代文学馆交往非常多之外，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因为父辈之间的关系，您跟他也有过交往，那个时候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舒乙：比较密切的是解放后，解放后巴金先生定居上海，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开会，而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的主席，他是要尽地主之宜，巴老爷子从上海来，他一定出面欢迎他，请他吃饭，在一起聚，在一起谈，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我就可以从旁来观察他们怎样交往，那个时候的巴金先生是中年人，长得非常神采，他不善言词，他是一个内心一团火的人，表现给人家的印象就是非常慈祥，非常和蔼可亲，永远是微笑待人，他说话比较少，都是旁边这些人簇拥着他，在一起谈笑，特别和谐的一种气氛，他们彼此相处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甚至有的人故意调气氛，开玩笑，活跃气氛，巴金先生都特别欣然配合着。

　　会客厅：他的性格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他不扫大家的兴。

　　舒乙：对，有的时候到饭馆去吃饭，比如说他旁边的罗孙先生，罗孙先生是他在上海非常好的助手和朋友，就指着那些服务员说，知道他是谁吗，那些小姑娘当然从形象上不认识他，他就是巴金先生，就是写《家》的那位，马上调起来了，快把本子拿来，让他签名。

　　会客厅：起哄，开玩笑，那巴金先生作什么反应？

　　舒乙：巴金先生说，好好，他说四川话，好好好，快来。

　　会客厅：毕竟你是巴金先生好朋友的孩子，对您有过一种特殊的关照或者关爱的表示吗？

　　舒乙：文革以后他复出，到北京开会，而且机会比较多，他那个时候身体还可以，等于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北京，他是非常重友情的人，他心里头惦记着老舍先生，可是老舍先生不在了，所以他到家里看我妈妈，看孩子，每次都要来，有的时候爬好几层楼自己也要去看。所以那个时候在家里能看见他，能跟他谈话，他也询问我们的境况，我们的工作学习情况。

　　会客厅：在《随想录》里面也专门有一篇是回忆老舍先生的。

　　舒乙：对，这是一篇他的重头文章，他自己很喜欢这篇文章。那篇题目叫“怀念老舍同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动人，这种文章充满了对人的关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而且是一种拷问，一种对自己良心的责问，一种用鞭子抽打自己的那种力量。

　　巴金晚年《随想录》

　　1977年5月，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已经73岁的巴金迎来了他新的创作高峰，从这年之后，晚年巴金的笔就再也停不下来，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8月，巴金战胜了病痛、衰老、谣言以及种种干扰，耗费了八年时间写成了150篇共计42万字的巨著——《随想录》，《随想录》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上的一座宝库，它不仅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有人评价说，这是一本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书，他在很多篇章里，毫无保留的反思和剖析着自己的灵魂。

　　《随想录》的出版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和文学的范畴。

　　会客厅：从您的理解来看，到了晚年，巴金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写《随想录》的这些文章呢？

　　舒乙：《随想录》应该是他第二个创作高峰，他第一个应该是以《家》为代表的一批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又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潮，而且他的确完成了第二个高峰的创作，这个高峰的高度或许还高于第一个，也就是说他的《随想录》取得的成就或许更高，他这时候在《随想录》里有几个特殊的思想表达了出来，一个特殊的思想就是反省自己，反省文革，一个就是倡导说真话，反对说大话、假话、套话，一个是提倡言行一致，一个是提倡理想主义，一个提倡做人要真诚，他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当时的社会曾经有过巨大的震动。

　　会客厅：《随想录》里边有很多巴金先生对自己的自省，包括对自己的鞭挞和忏悔，您觉得《随想录》是巴金先生写给自己的，还是写给别人的？

　　舒乙：他是为读者活着的，他要把读者，把心交给读者，当然他的写作是为了交给读者，他提倡解剖自己，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的缺点、弱点，都是为了跟观众、读者交流。

　　会客厅：从他自己来讲，《随想录》这些文章如果不写，是不是对他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他必须写出来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

　　舒乙：巴金先生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但是他只要拿起笔来，就刹不住，他就憋不住，他老说自己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会客厅：我们都知道写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而在他晚年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包括需要在很多自省的情况下写这些文章，应该是比较艰苦的过程吧？

　　舒乙：对他来说可能是这样，他憋不住，他要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可是他身体又不是特别好，毕竟年迈了，他要克服很多的病痛进行写作，这个体力的过程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愉快的，他终于有机会把憋在心里的话向公众坦率地讲出来，而且能够影响别人，能够和别人交流，这对他应该是莫大的享受，是两回事，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愉悦是两回事情，他愿意把心交给读者，就像他经常讲的那样，把心掏出来高高地托在手上，照亮前面的路，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愿意把心，把血，把热，把火都拿出来。

　　会客厅：因为有了《随想录》，人们对巴金先生更加敬重，除了因为这个作品而看重看高他以外，他真正的对社会，对其他人，您读过之后，对您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

　　舒乙：他刚才提的这些思想，恰好是需要大家深刻思索的问题，比如他说的讲真话，讲真话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文革的那种假、大、空，和他那些流毒，残留下来的影响，说假话，说大话，说套话，说空话，是针对时弊的，提出要讲真话，完全是针锋相对了，这个肯定是对当时的社会，对这种遗毒有重大的作用，是针锋相对的。对改造社会风气，改造人们思索的惯性是大有好处的，一个特别大的清醒剂。

　　会客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您有一次经历就是去前苏联的托尔斯泰庄园，您把那个牧场上的一些野花采下来，风干之后寄给巴金先生，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这么做？

　　舒乙：因为他已经开始在写《随想录》了，我去的时候是1991年，他写《随想录》基本上是1985年到1990年之间，这是他创作《随想录》的高峰。他在这里多次讲到老托尔斯泰，我已经知道了，我有机会去苏联，去看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庄园的名字叫明亮的原野，那里当然有很大的一块草地，一个很大的庄园，大概走了20多分钟，好多好多不知名的野花，各式各样的颜色，漂亮极了，我就随手摘了几朵夹在我的笔记本里，带回来。好多天以后打开一看，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已经干得都透明了，那个杆已经能挺起来了，我觉得特别好，我知道巴老喜欢老托尔斯泰，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些花夹在信里送给他，我说我到过那个地方，采了几朵小花送给你留作纪念。他回信了，他这个时候笔已经拿不动了，但是他还是花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写了一封回信给我，说我想念那个庄园，我做梦都想着它，我怀念那儿的一切，我也崇拜老托尔斯泰，崇拜他晚年想极力做到而始终没有做到的言行一致，他使得我这个老病人要继续打起勇气活下去，继续探索。他写了这么一封信，我觉得他完全把晚年的心境表达得特别清楚，这是一个为人，他已经病了，但是他为了实现言行一致，“我是个老病人，但是我要继续活下去，我要继续探索”，不得了，他的人生追求绝对是我们的榜样。

　　会客厅：您当时的思路挺浪漫的，因为去那种地方可能有更像样的旅游纪念品拿回来送朋友，但是为什么您会对小野花产生了兴趣，能吸引您的注意力呢？

　　舒乙：因为这块草地里，大概有老托尔斯泰的脚印。他大概在这块地方去实践过他追求的言行一致，而巴老正好在写这个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去找点什么东西送给巴老，我是这样的想法。而且不要那种炫耀，不要那种豪华，是一种人生态度，跟那个小野花是一样的，可能摘几朵小花是有着别样的寓意，能够表达老托尔斯泰临终时的心境，而且这个东西正好是巴金欣赏的。

　　巴金的“真”与“爱”

　　无论是作品还是人品，巴金身上都有一种鲜明的精神内涵，那就是“真与爱”。

　　从1927年到1946年，他创作完成了《激流三步曲》——家春秋，《爱情三步曲》——雾雨电，还有《寒夜》、《憩园》等文学作品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上，处处体浸透的是巴金的真诚、宽容，还有爱。

　　从1977年以来，他在《随想录》中提倡说真话以及自我反思的勇气更被看作是代表中国文坛的良心所在。

　　巴金很早就被人称为文学大师，而他自己却在多中场合真诚地表示他写作不是因为又才华，而是因为有感情，他是在用作品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人民无穷无尽真挚的感情。

　　真正读懂巴金的人们相信，正是贯穿他一生的怜悯、真诚、宽容和爱，造就了巴金独特而伟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财富。

　　会客厅：有人说巴金先生的伟大可能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而在于他的人品。您怎么理解这样的说法？

　　舒乙：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他的文品、人品极佳，他是一个表率，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和人品都为我们做了纪念碑，《家》是个纪念碑，《随想录》是个纪念碑，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像个塔一样，就把巴金这个人高高地耸立在中国大地上。

　　会客厅：巴金先生去世之后有人说，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离去，您觉得真的会离去吗？

　　舒乙：这个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巴金先生确实是最后一个元老，他走了以后，那一代人就走光了，那个时代也从此就结束了，这是最后一个大将。

　　会客厅：留下的是什么？

　　舒乙：他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