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拥有7000万农民的河南而言，这个规划目标意义更加深远。要实现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走在前列的目标任务，河南的难点、重点都在“农”字上，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其中的关键点。新农村运动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在哪里？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启示？

　　11月1日～2日，一场名为“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的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张晓山等和新农村建设的一批实践者激情对话。参会的多位农业经济专家认为，新农村建设关键在改变农民生存现状，培养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社会福利。

　　合作社推动生产发展

　　11月1日上午，坐了一夜火车的张砚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他拎着一袋合作社刚刚收割加工好的无公害大米，包里装着一沓印刷精美的产品宣传页。张砚斌是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独立监事长，当天召开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他作为乡村建设实验地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

　　张砚斌所在的南马庄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9月，是在“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挂职兰考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支持下发展起来。此前，温铁军带领一批志愿者，以宴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为依托，已在全国14个省建立了30多个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核心的新乡村建设实验基地。

　　“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尝试。”温铁军认为。在河北定州、吉林榆树、河南兰考等地，这些合作社从最初的文艺队、老年协会或妇女协会，逐渐发展成各种专业协会、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机互助小组等。很多合作社具有农业生产活动、文艺活动、学习活动、卫生活动等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生产发展是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组织形式。作为成果，张砚斌所在的南马庄合作社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并通过农业部门的无公害生产地认证，今年还注册了“鑫合”商标，获得了农业部示范基地的称号。“没有合作社就没有南马庄的今天。”张砚斌对温铁军说。

　　谁来投入新农村建设

　　“和上世纪80年代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相比，如今农村发展的三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被大量抽走。”温铁军说，在这样的困局下，农村面临交通、通讯、自来水、厕所和农田水利等设施不足；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等一系列问题。

　　“在未来的一个特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不可能马上缩小。”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

　　“在农民增加收入渠道不多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应该转向节支。所谓节支，就是政府通过廉价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的路子，减少农民生活中的支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利用国家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为农村居民高质量的福利提供财政支持。”比如，为农民提供最为重要的水、电、路基础设施；通过国家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结合，大大降低农民子女及农民全体的教育成本；利用国家财政支持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规划改造农村居住环境，将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个环境优美的居民点，减少在诸如建房、穿衣、购买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炫耀性及竞争性消费。

　　在另一些专家眼中，新农村建设被视作解决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1999年提出该观点并一直坚持至今，他把农村看作目前亟待释放的最大一块消费市场。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在会上也说，新农村建设要改进现有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这些能够极大创造需求，消化我国过剩的产能，帮助经济度过通缩期。”

　　在河南农村，类似的举动已经在实施。如我省在豫东等传统农区推广的农村沼气化工程，就是由政府补贴一部分资金；2005年，河南还在农村公路建设上投入60亿元。由于这些工程需用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大都在当地，对地方经济发展又起到了拉动作用。

　　王景新说，全国74万个行政村，至少有一半没有自来水供应，要是在37万个村每村建一个水塔和相应的管理设施，投资约20万元，全国只需要740亿元。一旦自来水供应问题得到解决，除了刺激对洗衣机、冰箱的需求外，很快就会掀起农民自发的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相关的建设高潮，由此创造出的巨大社会需求，将把各相关行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但是有专家提出，对农村公共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必须解决谁来投入的问题，否则在农民增收不大的情况下提倡消费，很可能加剧农民收入与支出的矛盾，对农村的发展实为不利。

　　文化建设是关键

　　从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中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它既包括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也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择提醒说，新农村建设要防止在实践中将其狭隘化和低层化。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贺多年在湖北农村试点发展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他认为国家应在财政上对这方面给予直接支持。

　　贺雪峰说，通过村庄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村庄生活的长远目标，提高人们对村庄价值本身的重视，这方面具体可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编写村志村史，举办村庄节庆等都值得一试。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刘湘波也认为，农村最大的贫困是精神贫困，为此他疾呼:“农民的精神哪里去了？”他在实地的乡村建设实验中，每到一地，都指导农民从组建文艺队，鼓励农民振作精神开始，他认为农村必须依靠这种方法才能形成凝聚力。不仅如此，刘湘波说，这种娱乐也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并进而形成公众舆论，舆论空间的形成，是农村社区真正形成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农村的公共生活才能得以恢复。

　　“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农村的文化建设，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它将抵消市场经济将农民置于边缘地位和无价值感的负面作用。”贺雪峰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社会福利感。

　　新农村建设的国际经验

　　“三农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敬学说。

　　吴敬学实地调研过韩国的“新村运动”。韩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新村运动”，当时全国80%以上的农舍都是茅草屋，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

　　吴敬学说:“初期主要由政府强力推动，由政府投资来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同时可以扩大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但这个过程不能抑制和抵消农民自发、自助的创造性。”韩国采取的办法是，由政府出资，农民必须出工，在农村改善包括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等一系列生活生产设施。

　　在基础设施改善后，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村保险业以及农协组织的建设上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为未来国民自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吴敬学说:“政府这时候可以退出来，通过制定规划、协调和服务以及提供人财物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继续提高农民收入。”

　　韩国新村运动由此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三十年的“新村运动”，韩国实现了农村现代化。农村就业人数从70年代初期的50%以上下降到2001年的7%；城市化水平80%以上。韩国在上个世纪末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成功解决了城乡和谐发展问题。

　　吴敬学说，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