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胜煤矿的工人在矿井口上方用鲜红的油漆写完“长胜煤矿”最后一笔的时候，似乎意味着这家即将技改完毕的小煤矿就要重新开张了。
实际上，这个股本只有600万元的小煤矿正陷入一场股权纠纷当中。就在中央督察组近日赴四川、贵州等地督察“官煤”撤股的时候，煤矿股东之一的王清河父子正欲把这场纠纷引入这场大整顿的旋涡。
长胜煤矿是否是戴着民营帽子的“官煤”呢？按照广安市纪委的说法，目前该市还没有查到一宗涉及官股的煤矿。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小煤矿前后有两位分别来自该市经贸委(现为经委)和国税部门的干部受股东“委托”打理公司。
小煤矿的股权纠纷
长胜煤矿就是广安市100多家煤矿中规模较小的一个，是王清河在2002年2月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以81万元从广安市广安区小井乡竞购到的。2003年2月，四川省广安市丁家坪煤矿发生了一起矿难，上级责令全市煤矿停产整顿。后来，各煤矿陆续获准恢复生产，只有长胜煤矿迟迟未获批准。
此时，有人对王的矿井进行收购。在2003年8月，王清河与儿子王伯韬以及麻林富、谭重、邓东海、伍建军等8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以92万元的价格将煤矿所有权及相关设备整体出售。
随后，除了邓东海之外的7人共同出资100万元，构成合伙企业。长胜煤矿在几位有能耐的新股东运作下，最终在2004年3月5日，由广安煤矿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正式批复经贸局，同意长胜煤矿恢复生产。
此后，股权和股本并没有像最初约定那样不再增资扩股，开始出现变化。2004年12月，谭重的股份转让给了麻林富，新股东贺明全进入，股本成为200万元。今年4月股东会决定将煤矿、公司作价600万元由贺明全承接，使贺的股份接近80%，王伯韬从原来的18%被压缩为9%。
对此，王认为自己被排挤，开始向上反映煤矿经营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问题。随后，煤矿被当地税务部门查出偷漏税并进行了罚款。但很快，在整顿“官煤”截止日期的第二天——9月23日，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公告，王伯韬被公司以不履行股东义务和对公司造成损失为由，合伙人身份被除名。
股东背后的“影子”
在广安市纪委，其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该市目前还没有发现官员或公务员参股煤矿的情况，但该人士同时表示，由于“官煤”的参股情况比较隐蔽，查处的难度很大。而王伯韬举报的就是长胜煤矿背后的影子股东。
记者发现，2004年4月23日的股东会议决议上，他们聘请了一位顾问何敬才。决议提出：“企业产生效益时，在利润中提出10%对其作为奖励；企业出售时，在增值部分中提10%作为奖励。”
据记者调查，何敬才曾担任原经贸委副主任，在2001年机构改革时离岗。按照广安经委说法，何属于“离岗待退”。在2005年的机构人员编制中，记者也没有发现何敬才的名字，但该委承认何的关系档案都在，有时还来开党员会议，身份依然是公务员。据悉，何的妻子就是现任广安市某位高层领导，这一点，何也认可。
但何敬才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出现在长胜煤矿的。王清河告诉记者，其实在2003年8月收购长胜煤矿的时候，出面的是何敬才，而不是谭重。长胜煤矿一位司机和安全员也证明说，当时何主任与麻林富等到矿上谈收购事宜，还考察了井下资源。“我知道他是总老板，因为煤矿有很多事麻经理都要请示何老板，才能解决。”
那么，谭重是谁？记者在南充市公安部门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上看到，与工商登记谭重的身份证号码相对应的是谭千里，“谭重查无此人”，而谭重的名字却一直出现在煤矿。对此，何敬才表示，签字和按手印的都是他自己。记者询问何凭借什么代替谭重履行职责时，何表示他有谭的委托书。记者要求看委托书时，何表示他肯定有，而且绝对不会是伪造的，只有到关键时候才会亮出来。
据悉，谭千里在广安市从事摩托车生意，记者到其门市找他时被告知出差了，拨打手机也关机。随后，记者委托何敬才引见一下，但直到记者离开广安也没有看到谭千里。
此外，至今仍是股东的邓东海也从来没有露面，其“委托人”是“朱宇局长”。据记者调查和何敬才介绍，朱宇系广安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邓是朱的妹夫，系工商银行南充分行职员。由于朱宇在外地出差，手机关闭无法联系。在股东里，麻林富有在广安技监局检测中心工作的经历，伍建军则担任过市级企业广安市建材集团副总，系何的老部下。“在2004年底一次会餐上，新入股的贺镇长给我敬酒，让我好好干，不会亏待我，”上述安全员说。那位新入伙的贺镇长就是华蓥市溪口镇副镇长贺绍斌，现在的最大股东贺明全是他的父亲。
“一方面需要依靠他们帮我打通关节，尽快恢复煤矿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让我以民营身份出面，”王伯韬表示，但是就在煤矿即将技改完成的时候，他却被除名，影子股东却没有在整顿风暴中显露出来。
体制催生“官煤”生态
“煤矿的管理者太多，谁都不敢得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说，现在管理煤矿的单位就有十几个：市区两级经委、国税、地税、国土、工商、环保、卫生防疫、煤监、安检、林业、劳动等等，只要涉及任何部门就会有种税费。好在很多税费都可以“商量”，收费可多可少，如育林费，按规定是出产一吨煤收0.5元，但只要有关系，几千元就可以解决一年的费用，这样就省下几十万元。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神通广大。“有时候一个乡上的办事员都可以让煤矿停产。”一位老板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给官员送干股或者让其直接入股分红的情况，靠山职务越高越好，这样才能保证继续生产。
而“官煤”的大整顿暂时打破了这种平衡，涉股的官员纷纷退股，靠山也不那么可靠了。知情人爆料，为了避开这次大整顿，长胜煤矿也正在物色新的买主，想出让股份或者转让，但接触过的煤老板均鉴于其公司复杂的股权关系不敢接手。此前，记者请何敬才出示当时谭重将股权出售给麻林富的协议书，同样遭到拒绝；麻也拒绝出示他将股份转让给贺明全的协议书。谭重的股份是否延留至今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当前煤炭行业管理体制所造成的结果，一旦整顿结束，官股依然会以影子身份出现，把持煤炭行业。”一位在贵州和四川都有投资的煤炭民营老板认为，现在关键是要打破这种多头管理体制，如分别强化煤监和安检部门职能，而不是各部门文件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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