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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连地铁都不会坐，他是如何心理脱贫的

　　接过记者递过去的一杯水，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恩桃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完，说：“太渴了，太渴了。”整个上午，他从市郊赶到位于市中心的上海市第二中学，为20名市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义务补课。“我也是贫困生，我喜欢与这样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起交流，或给他们一些帮助。”他的话里，透着一股豁达。

　　最“丢人”的事情发生在地铁站上

　　这份豁达来得不容易。2003年9月，他从四川自贡市的边远农村独自来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报到。“下了火车，一见高楼林立，人涌如潮，我一下子竟有点不知所措。”陈恩桃回忆说。最“丢人”的事情发生在地铁站上。他说：“买了张地铁卡，排着队轮到我检票了，我竟然不知卡该往那儿插，鼓捣了半天，排我身后的人都快不耐烦了，弄得我脸唰地就红起来。”

　　当时的学费是7450元，可陈恩桃携带的银行卡里一共仅存有6000元，这还是家里父母到处借了凑起来的。幸好，学校的“绿色通道”和助学贷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不过接下来的现实却让他时时身处窘境，随之而来的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自卑和自闭。

　　跟许多贫困生一样，他的内心变得自尊而敏感。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普通话带有家乡口音，他不爱跟人交流，尤其“不愿跟上海人说话”。

　　家教经历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很长一段时间，陈恩桃将自己封闭起来。他喜欢离开学校，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家教，把周末的时间都抛掷在校外，“最多的时候做8份家教，既是为了打工赚钱，也是为了远离人群，避免他们的语言和眼光触到我的痛处。”

　　不过，家教经历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我走进很多城里人的家庭，在给孩子辅导的过程中，亲眼见识了城市里贫穷和富裕家庭的居住、生活状况。许多人都在艰辛而体面地活着，贫困生凭什么要自卑自闭？”

　　从“外围”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心态”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融入到学校的生活中去。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做过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值班员、楼道清洁工、网络管理员、学生事务中心助学部的干事等，同时，还担任了插花协会的会长。“多种勤工俭学和协会的工作，在解决我经济困难的同时，也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能力，促使我尽快融合到学校这个整体当中去，收获一种成就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眼下，他资助着三位贫困中小学生

　　在物质上和精神自我脱贫的同时，陈恩桃想到了帮助别人。眼下，他资助着湖北罗田县、安徽宿松县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等地的三位贫困中小学生，每学期共为他们垫付500元学费。此外，他还在申请明年10月份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支教一年。

　　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4年底，在上海45.2万全日制本科生中，有7万人的家庭月人均在400元以下，其中有3.5万人家庭人均月收入更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线(295元)以下。而在全国，在校的贫困大学生多达260万。

　　(叶锋刘丹)新华社上海11月13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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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贫困生容易滋生三种“精神贫困症”

　　新华网上海11月13日专电(叶锋刘丹)现阶段，我国高校“勤、贷、奖、助、免”的帮困助学体系已基本建立，并较好地解决了贫困生生活上的困难。有专家指出，在帮助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高校应更注重如何为贫困生精神“解困”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勤工助学部主任王骏分析：目前，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贫困”主要有三大表现。

　　一是自我封闭。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的大三学生陈恩桃是学校插花协会的会长，同时还是学校园艺协会、生活服务管理中心等多个社团、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有一个感受是：学校的许多协会和部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接触他人、融入学校和社会的机会，但很多贫困生似乎不愿意加入到这些团体中来。

　　二是对虚拟世界的沉迷。高校贫困生中存在一种“分化”。一部分刻苦好学，成绩拔尖，而也有一部分人则“郁闷”地远离人群，整天与电脑为伍，聊天，游戏，无所事事打发光阴。

　　三是对社会和城市的隔膜。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大三学生小唐来自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的贫困农村，靠助学贷款和在学校送水赚钱维持生活。他坦言，自己毕业后不想回家工作，但对上海这样的城市又“没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