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胡鞍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表明中国更加富有自信心地去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也顺应历史潮流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议》预示着13亿人为主体的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开放的阶段,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发展、全面崛起的新时代。
刚刚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决定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引起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那么,如何评价、理解“十一五”规划,如何判断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是社会各界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次《建议》表明中国更加富有自信心地去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也顺应历史潮流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是硬道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是硬道理。“十一五”时期对于中国而言,正是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
⒈回顾
回顾“十五”时期,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出人意料地在经济总量和个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全社会总资本(指五大资本,包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综合国力、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这五个方面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早在十几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台阶论”,即经济总量、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每隔几年上个大台阶。十几年以来,中国果然在各个方面不断迈上大台阶,这些台阶的幅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对世界影响也越来越大。
⒉背景
从“十一五”规划的国际背景来看,存在不少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即: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性机遇;IT革命的兴起;中国、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中国国家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提高,中国在欧、美、日三大市场出口额比重迅速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
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当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高时,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要尽量避免处于世界重大矛盾的焦点。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刻,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是我们最有力的国际背景。
同时,在国际环境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包括:我们在复杂的、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中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潜在风险越来越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逆流,在发达国家主要就是各国的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增多;我国的石油等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增高,增加了我们的风险和成本;中国与美国之间某些战略利益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大。
我想不论是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中国最重要是如何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革命这场历史最大的机遇,如何更加自信的、全面的、主动的、积极的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中国的崛起会引起国际之间的不平衡,我们要自主式的发展,自我约束式的发展,自我调整的发展,主动合作的发展。
讨论“十一五”规划的国内背景,我们可以从发展背景、体制背景和决策背景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发展背景: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进入到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指标已经进入世界上中等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在加速,城镇化在加速,科技、教育、文化进入空前的黄金发展时期。其次是体制背景: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也处在改革利益调整和风险时期;中国市场化在加速,竞争成为重要机制;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政府改革成为重心。再次是决策背景,中国决策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政府决策为主转变到厂商决策或市场决策为主;从集中决策转变到分散决策;从个人决策转变到集体决策;从固定决策转变到灵活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到开放决策。
国内背景中存在不少有利条件:我们已经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成为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动力;改革成为发展的主要内部动力;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中国独有的、也是最重要的优势;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人力资本是我们发展的重要基础;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创造了吸引私人投资和FDI的良好环境。
对于国内存在的不利条件,温家宝总理在一个讲话中曾经指出过,包括: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
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来看,我们在“九五”、“十五”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在中国大规模的融入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危机是常态的。
我国的发展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机遇大于挑战。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限制因素、限制条件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因此要不断地提高全党、全国、全民的学习能力,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从而来增强我们战胜各类危机的自信心。可以说,“十一五”期间乃至到2020年,既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现期。所以对中国的判断就是充分促进各种和谐因素,努力化解各种非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