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艾滋病日。此前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下一段时间的防治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吴仪副总理在会议上提到，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估算的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约84万人，而目前全国报告人数为13万多人。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估计数字竟然是上报数字的6倍之多，这样的形势不禁让人忧虑。可以注意到，这种艾滋病统计数字的困惑并非新问题，在近几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它一再被提到，却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

　　我们都知道，防治艾滋是政府一项极其重要的公共政策，而政府制定好、实施好一项公共政策的首要前提，是对信息、数字的准确把握。

　　只有获得艾滋病感染者的真实的信息，政府才能对艾滋防治进行充分的资金投入、人员配备、治疗点建设；只有对艾滋病的蔓延情况有深入的了解，政府才能确定，什么样的人群需要什么样形式和力度的干预；只有掌握准确的数字，政府才能更好参与艾滋防治的国际合作，履行承诺，获得各国的认可与支持。

　　人们不敢想象，数十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散落在13亿的人群中不为人知，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后果。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风险，这个风险若不化解，那早晚一天，它将成为中国艾滋防治事业的致命一击。

　　据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介绍，之所以艾滋报告数字与估计数字相差较大，原因有四：一是多数地区监测面太小；二是许多有高危行为的人员担心社会歧视，不愿接受检测；三是对流动人口、娱乐场所服务人员、入学入伍青年、新婚人群等开展检测工作难度较大；四是有些地方担心报告疫情上升会影响政绩，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不愿广泛开展检测工作。

　　这四个因素其实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技术性的，一是观念性的。技术性的问题相对好解决，只要政府不断加大艾滋防治的人力财力投入，推动与防艾民间组织的深入合作，监测覆盖面太小的问题，迟早将得到解决。难就难在观念的扭转上———公民特别是处于高危人群的公民如何才能转变观念，主动参与艾滋检测，一些地方政府如何才能改变“鸵鸟政策”，以开放、积极的心态重视艾滋检测。

　　在公民的层面上，这种观念转变无疑是艰难的，毕竟我们现在存在一个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大环境，这种环境下，一旦某个人被确诊为艾滋病，那将意味着耻辱生活的开始，他将成为人群中的另类，处处被排斥，虽然事实上，他只是一个需要帮助和关怀的病人。如果面对这种环境压力，大多数人对于艾滋检测往往是敬而远之。特别是高危人群，他们往往是法律的制裁对象或道德的谴责对象，这种灰色身份是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包袱，政府若无有效措施获取他们的信任，那么在这一人群中推行艾滋检测，无疑是困难的。

　　地方政府的观念转变同样非常难，因为这涉及到政绩考核机制与卫生防疫机制的冲突问题。掌握对地方官员考核权力的是上级政府而不是卫生部，准确统计出艾滋病信息往往只会让人不安，带来投资者的恐慌和舆论的压力，从而影响官员的仕途。而隐瞒艾滋病信息，往往是收益大于成本，因为地方官员会认为，即使到问题暴发已不能掩盖时，自己已经升迁或调离，留下的烂摊子自有后人收拾。这就像许多人一个接一个地去吹一只气球，谁也不知道哪个人会把气球吹炸。

　　正如有学者所言，当前阶段，防止艾滋病大规模流行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更多的阻碍来自非技术的层面。而破解此问题，显然需要更务实的态度和更大胆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