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幼儿等遭日军屠杀的照片，东中野修道等人在书中还问，这些照片是谁拍的呀？

　　今年10月，与本报保持联系的南京大屠杀见证人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BernhardArpSindberg)的外甥女、丹麦人玛丽安·斯坦薇·安德森(MariannStenvigAndersen)，将9月初承诺向记者提供的一张光盘交给本报，记者发现其内正是几年来我们不断向她提起的纪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它们扫描自一本相册。

　　该相册当是辛德贝格的遗物。它有着硬的封面、封底，各页为黑色软纸，照片就粘贴在软纸上，每页一般贴有3～4张照片，其上蒙有一层半透明的薄纸，有的照片尚有打字机打出的英文说明。经历了60多个年头，这些尘封已久的照片及其说明仍清晰可辨，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巨大，连同它们的说明，令人产生强烈的震憾。

　　上面提到的照片说明，都是用英文打字机直接打在照片下边沿上的，和同一像册内从马吉所摄纪录片中截取的照片不同，后者是用另纸将说明贴在照片之下。

　　相册内，有两张照片与2001年8月德国埃迪特·克尔讷·京特(卡尔·京特博士夫人)提供给本报的完全相同(详见2001年9月15日本报要闻版、摄影版)，但这回人们首次见到这两张照片各自的英文说明———

　　“这些妇女们，她们的男人全被杀死，家被焚烧，仅抢救出她们的被褥，到达了我们的难民营”；

　　“在南京城外，被摄影师从日本人(大屠杀的恐怖中)解救的许多中国士兵中的几个”。

　　这不仅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当时日军的暴行，而且让记者回忆起前些年，玛丽安寄来的一张历史照片，其说明也是用英文打字机直接打在照片下边沿上的———

　　“南京城外，摄影师在视察难民营。”画面是辛德贝格举着丹麦国旗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

　　据此可初步确定，这里所说的“摄影师”即辛德贝格；他不仅与京特博士等人一道开设了“我们的难民营”———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庇护了1万多难民，而且与京特博士一道，“从日本人(大屠杀的恐怖中)解救”了“许多中国士兵”。

　　据此也可初步确定，这些纪录逃难妇女和被救伤兵，并将说明用英文打字机直接打在画面下边的照片，似应为辛德贝格所摄——他用相机纪录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排除当时去过栖霞山地区的传教士马吉和福斯特拍摄的可能性。

　　1937年12月24日，金陵大学医院(今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日记中记载：“辛德贝格借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以证实其言非虚”；1938年3月下旬辛德贝格到沪后，向江南水泥厂经理们介绍厂内情况时，还递交过一张他在南京栖霞山上拍摄的工厂俯瞰照片；2000年5月14日，江南水泥厂工会原副主席王振庭也告诉记者：都说辛波(辛德贝格)胆子大，(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还开车在外面跑，看到什么就拍。王还说，当时他曾在工厂俱乐部见过一本影集，其中全是(纪录)日本人暴行的照片，辛波拍的。印象深的有，中国士兵被日本人杀害在水塘，塘中浮有斗篷(斗笠)。王描述的画面与上文提及的图8极为相似。

　　据记者收集到的中、英、丹麦文史料，辛德贝格应丹麦F.L.史密斯上海公司之聘，与由唐山南下的京特博士一道，从上海绕道苏中，冒着日军的炮火，在南京沦陷前夕，赶到购买该公司设备的南京江南水泥厂之前，曾是采访上海“八·一三”抗战的英国战地记者潘布鲁克·史蒂芬斯的驾驶员和助手，他们拍摄了许多上海的战地照片。

　　新发现的这些照片及说明，出自中立的第三国人士之手则是无疑的，它们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证据效力。

　　11月4日，玛丽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的伯恩哈尔·辛德贝格舅舅去世的时候，(现居美国的、伯恩哈尔同父异母的弟弟)Ole·辛德贝格舅舅(将这些材料)给了一位远亲。(远亲又将它们给了某博物馆，)后来Ole·辛德贝格和我的母亲(从远亲那儿)取回这些材料，(从此以后)Ole·辛德贝格是惟一的受益人。

　　如果理解无误的话，意味着这些照片的原版及说明现存美国。

　　11月24日晚，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张连红教授、曹必宏研究员和杨夏鸣副教授认为，辛德贝格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此次照片的拷贝是由他的亲属提供的，来源可靠；这些照片与已知的一些纪录大屠杀的典型照片，存放、编排在一起，其风格、陈旧的程度是一样的，且照片及说明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有些照片还与当时同在江南水泥厂的德国京特博士亲属提供的相同。他们再次确认，这些照片及说明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