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寿命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翟振武介绍，通过他们的调查发现，从1990年到2000年，近10年来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也就是说，10年来知识分子的死亡状况非但没有急剧恶化，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了改善。

　　翟振武认为，从国际国内人口的文献表明，人的健康状况除了先天原因以外，与其自身健康意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的不同导致了死亡水平在各类人口中的差异。而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

　　调查发现，中年知识分子享受体检制度方面要明显好于普通人群，被调查的中年高知人群中有85.1%的人近2年内进行过全面体检；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前者中近一半人的月收入在3000至5000元，5000至8000元的也占13.6%。而后者中54.7%的人收入低于1000元，1000至2000元的占34.3%。媒体报道的某些知识分子猝死，是客观事实，但这些现象毕竟是少数的。在总体上，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对于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抵消和超过其它因素的正面影响，不能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推论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寿命短于普通人的结论。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总体的预期寿命提高、死亡水平下降，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中的提高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众多媒体反复引用的李力研报告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逐年下降的结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探究知识分子短命论深入人心的成因

　　为什么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结果与媒体的报道和很多人的直观印象是截然相反？翟振武深入分析其中原因。

　　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的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媒体就会进行密集而广泛的报道。而对更大量的年轻工人农民的死亡，媒体却鲜有报道，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知识分子寿命短于普通人的印象。

　　翟振武说，预期寿命是群体指标，它必须通过大规模调查数据才能计算出来，而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观印象代替和推断群体的指标。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直观印象与群体指标一致，但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一致。预期寿命指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个别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不能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的水平。

　　调查显示，科学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工作压力变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工作时间上，知识分子每天比普通人群工作时间多了将近两个小时；在工作压力方面，知识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30个百分点；在身体透支主观感受方面，知识分子有身体透支感觉的比例(61.3%)远远大于普通人群(35.7%)。

　　这些压力为什么没有在预期寿命指标上表现出来呢？翟振武认为，这是由于群体健康状况好坏和预期寿命高低不是由一两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很多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知识分子预期寿命高于普通人群的事实说明，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因素的负面影响至少目前还没有超过医疗保障等众多因素的正面影响。很多人可能对健康状况由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道理了解不多，比较过分关注了工作压力这一个因素对预期寿命的影响。

　　“感觉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个别的直观印象也不能代替群体的指标。”翟振武打了一个比方，这与田地里健壮的农民不能代表整个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一样，因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的个别知识分子的“过劳死”和“英年早逝”现象，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也没有改变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预期寿命高于、甚至大大高于普通人群的基本事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