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让世界明白中国先要自己明白自己
记者:新闻工作者和政府发言人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练好哪些基本功?是不是要对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
赵:我觉得,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让世界明白,当然,更要让中国人自己明白。让人们知道国情,知道政府政策,人们就会参与国是,齐心协力把国家建设好———这就是新闻的作用。就如前面所说,发言人和新闻工作者都需要练好基本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能叫外国人明白?
现在,有些国家不善待中国。他们的媒体描写中国的时候,由于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并对中国存有某些偏见。他们说中国与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同,不民主、不自由。其潜台词是对中国发展害怕。
要告诉他们,“大国”并不一定意味着可怕,“大”可以令人喜欢它。大国如果有责任感,就意味着别人对它有信任感,也同时产生安全感。这就能使我们周边的国家、地理上遥远的国家,都对我们有信心。“向世界说明中国”,争取的效果是什么?是外界理解中国,善待中国,支持中国。
新闻工作者和政府发言人要练就“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看待新闻报道的正面效果?讲正面效果会不会导致“文过饰非”?
赵:为什么会有一些荒唐的报道,为什么会有人编造假新闻?我看除了基本功外,更与他的价值观和立场有关。记者要有一个立场,要负起社会责任来。文章好不好要看社会影响如何,但好的轰动的前提是
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为了轰动而出“奇闻”。一篇文章发表后,要产生好的效果,应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基础价值观。
比如报道禽流感,让大家不要吃病死的鸡,要给鸡打预防针,不要到鸡舍去;让人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听从卫生部门的指导。这就是正面贡献。所以,记者的价值观和立场,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力求正面效果绝不意味着文过饰非,文过饰非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作为记者,“对话”功夫很重要。一个人的学历,再乘以他的交流系数,这才是他的综合能力。对话,要有深度,要尊重对方,要了解对方想法,要激发对方表达自己。只谈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只谈自己熟悉的,对话就会失败。
相信自己才能前进不可以有一点寄托到人家身上
记者:我知道,您曾在核和航天领域工作过20多年,曾经体验过外国对中国封锁技术的滋味。参与与国外先进技术竞争,这对您的新闻传播观是否也有影响?
赵:我1958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实验核物理”———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核理论和探索核的特性。1963年毕业分配到核工业部从事科研和设计工作。这是苏联专家撤退后的几年。
老同志告诉我们,苏联专家撤退的时候,把援建工程的图纸当众烧毁。这个刺激是很大的,但同时把中国自己的科技工作者推到了第一线。
在没有继续的外援的情况下,中国的核工程和核武器都很顺利地发展起来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凡是外国对中国封锁的技术,我们都发展得比较好,一个是核,一个是火箭。
可以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只有相信自己才能前进,不可以有一点寄托到人家身上。当时,中国搞这些尖端工业,没有自己的教科书,没有足够的中文参考资料,都得阅读外国文献,字典都翻破了。
由我这段经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发展高科技要靠自己,中国人有能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对我以后在涉外工作中一直很有自信力,是一个基础。
记者:人们一般认为,浦东开发揭开了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序幕。在您的工作经历中,还有哪些对您“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有较大帮助?
赵:1975年,我从核工业部调到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当时,中国的广播电视开始试制自己的彩色接收机和彩色电视摄像机。摄像机中有一个关键器件,叫“摄像管偏转聚焦线圈”,是一个精密的电子光学器件,价格极为昂贵。当时我就来设计和制造这个器件,取得了成功,解决了国内的使用,也有所出口。
我在核工业部搞科研设计,而广播器材厂是设计制造单位。工程师的语言和科学家的语言是不一
样的:科学家注重的是原理,注重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而工程师注重的是怎么做,如何做出产品。这段经历帮助我加深了对工业生产的了解。
1984年5月,我被调任上海市工业工委党委副书记,负责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半年以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86年起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这是第一个对我进行政治培养的岗位。在此期间,很多老同志的革命经历和深刻体验,通过口头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弥补一部分先天不足。
参与浦东开发,是时代给我的机遇。浦东开发不仅创造了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培育和锻炼了人才。
为了介绍浦东,一方面,我们到各国去,用他们能够理解的道理去解释。一方面,接待大量来访外国人。所以,浦东比较快地在世界出名了。以至于1994年纽约出版的分册地图有浦东地图,惭愧的是,中国分册地图没有(浦东)。可以说,外国投资者列队而来。由此,我们有机会和世界的经济、政治的重要人物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