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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热销的自传,让24年前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又站到公众面前。作为一个热爱教育和执着推行教育改革的人,如今已72岁的他用这本自传,道出对当下中国教育的不满。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选校长时,刘道玉的职称仅仅是武汉大学的讲师,月薪56元。
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任命。之前,组织部门没有征询过刘道玉的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向他吹风。他的任命流程是:新闻披露,组织谈话,大会宣布。
也许命运早有征兆。
6年后的罢黜如同当年的任命一样,来得突然。
1988年2月10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武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刘道玉到武汉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他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是日晚间,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关于免除刘道玉职务的传真文件。
消息传出,武汉大学全校哗然,业内也是一片震惊。校内外为之请愿的信函纷纷寄至北京,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32岁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刘道玉的任职和离职都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与刘道玉的交谈也就离不开他的特殊经历。
“超前”的大学校长
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的6年中,刘道玉首创并推行一系列高教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使得这所百年名校再次声誉鹊起,被誉为“全国高教领域的深圳”。
在刘道玉的心中,一个大学的校长,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他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未来的化身;他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人才……
刘道玉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必须改革,即由治学的教授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来选拔,甚至应当吸收学生代表参加,遴选的范围不仅限于校内和本校毕业的校友,可以从校外和国外一切符合条件的人中遴选。
然而时下的中国教育界,“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社会缺少让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来做大学校长的机制,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没有自荐、推荐和遴选这样校长的体制。除了民办大学,公办大学校长都是由组织考察、选拔和任命的。这种往往由不懂教育工作的外行来考察、选拔和任命校长的做法,都是从官本位出发的,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被罢黜的大半年之后,刘道玉收到即将退休的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的盛情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国家教委也同时推荐他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任职。然而这一切都被刘道玉婉拒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17年后,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道出个中原委:“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
从推倒到质疑
1977年在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发言。他向时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征询发言内容,刘道玉说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他建议查全性的发言可以集中讲述推倒“十六字”方针的重要性。
所谓“十六字”招生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核心是“领导批准”,其他的都徒有虚名。查全性在发言中指出,人们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社会上流传着“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靠权”,“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查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有人表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邓小平却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后来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了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1977级新生也因此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