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业部1月10日发布贵阳市乌当区黄家坝鹌鹑养殖场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时,疫区内的所有家禽已被扑杀。之后不久,全贵州市的27.9万羽鹌鹑也被扑杀殆尽。尽管如此,至《财经》网络版1月16日晚间发稿时止,此次贵阳禽流感的传染源依然未明。
禽流感疫情爆发于黄家坝养殖户袁锦源的养殖场,场内共养了42000只鹌鹑。2006年元旦当天,凌晨6时半,袁发现一笼内的35只鹌鹑死亡。他自己作了解剖,发现死禽肺部严重出血,肝肿大,十二指肠出血。
袁立即向乌当区兽医站汇报。上午9时,兽医站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判断问题严重。此后,兽医站每隔5小时便与袁锦源联系一次,密切跟踪。
当天,袁向鹌鹑群投入抗病毒药物、干扰素、蛋白等,并搬来暖炉保温,但鹌鹑还是陆续发病,相继死亡。
1月2日,死亡鹌鹑数上升到1000余只;3日,扩大到二三千只;4日,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数量迅速窜升过万。乌当区兽医站遂将疫情上报,同时封锁疫点。此后两天,鹌鹑死亡总数上升到16000只。
1月6日傍晚,在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还未最后确诊之前,贵阳市决定对黄家坝养殖场周围3公里范围内的家禽逐户登记,扑杀消毒。至1月9日,疫区内9万余羽家禽全部被扑杀,并在后山挖坑掩埋。
对于此次贵阳禽流感的传播源头,当地政府至今尚无定论。养殖户袁锦源本人,则向记者做了自己的解释——
2005年8月,袁在江西南昌的批发市场批发了42000只刚破壳的小鹌鹑,空运至贵阳。
袁之前一直在贵阳市区养殖鹌鹑,后因遭邻居反对,才于2005年8月将养殖场搬至黄家坝的村庄里。于是这批新购进的鹌鹑,就被直接送到黄家坝养殖场。
袁自己推测,由于刚搬迁,新养殖场的设施不够完善,石棉瓦房的保温效果差,因此入冬后鹌鹑容易受冻,引发流感。
当地一些专家怀疑,由于这批鹌鹑是从江西运来,而江西不久前才发生了禽流感疫情,因此黄家坝的疫情很可能与此有关。
他们认为,禽流感病毒可以通过母体传染给下一代,在后代体内呈阳性,一旦出现气温下降、环境恶化等情况,便容易诱发疫情。但这种说法未经农业部专家证实。
贵州省畜牧局一位专家则表示,禽流感起因有多种,可能是人的流动带入,或禽类引种带入,或野禽带入,而禽类本身带毒,在一定环境内也有诱发的可能性。
贵阳市农业局总畜牧师李宏清表示,由于目前尚无具体证据,所以还不能确认疫情发生的真正原因。
他说,这批鹌鹑在运到黄家坝以后,曾先后根据有关要求打过新城疫疫苗和禽流感疫苗。打禽流感疫苗的时间是2005年11月22日。以前,贵阳市分发的禽流感疫苗主要针对的是鸡、鸭、鹅等家禽。2005年11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后不久,贵阳当地就开始对鹌鹑进行禽流感免疫。
李宏清还介绍说,贵阳出现鹌鹑养殖户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整体养殖规模较小,配套设施也不成熟。省内自产的种苗很少,主要是从外省运入。
贵阳市在疫情发生以后,在全市范围内的所有鹌鹑养殖场都进行了扑杀,共扑杀鹌鹑27.9万羽,收鹌鹑蛋2.2万斤。政府决定对每只鹌鹑补助4元,每斤鹌鹑蛋补助4元,由市财政统一安排资金。
贵阳市副市长罗筑云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市正在进行养殖场拉网式普查,一律强制免疫。疫区则实行24小时值班,启动疫情的零报告和日报告制度。
1月12日,通往疫区的路上已是人烟稀少,道路两边两条消毒白石灰线清晰可见,一路上不见任何禽类踪影。
在距离黄家坝不远的地方,村干部们正提着药箱走在乡间小道上,他们被要求到村民家中为鸡、鸭打免疫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