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催生下的浦东新区，如果简单地依赖金融及相关政策，还有与土地的结合，浦东的“新”意就很难超越它的1990年代。

　　在中国，浦东几乎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代名词。围绕“金融”中心的争夺，上海

　　浦东和华南深港的“拉锯战”战事犹酣，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国家战略”，又使浦东金融中心的长征中，多了一个强韧的新对手。

　　处在依托珠三角为腹地的港深经济和位居津京唐经济带出海前沿的滨海南北“夹击”中的浦东，在新一轮的市场较量里，面临严峻挑战。

　　金融中心的最后“征战”

　　2006年1月8日，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后称“上海国际集团”)收购了浦东发展银行(后称浦发银行)16.72%股权，上海国际集团变成为浦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这是上海市政府为上海国际集团送上的一份新年厚礼；而半个月前，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意下，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提前5个月在上海浦东早产。

　　毫无疑义，认清“处境”的浦东，在2006初就开始加快金融中心的步伐。

　　和上海国际集团控股浦发银行几乎同时，“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上海两会，以相当的热度，擘画“十一五”期间浦东“国际金融中心”基本框架。

　　按照“十一五”规划，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将加快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体系，用5年的时间，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将由目前的35万亿元，达到80万亿元，金融机构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要达到10%左右。

　　2005年，浦东新区引进49家金融机构，截止12月31日，浦东金融机构总数已达384家，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等重大功能性金融机构；中证指数公司、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福特汽车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也稳稳落座浦东。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方守江博士告诉《小康》：“2006年，浦东在南北崛起的经济区域的新格局中，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突破体制、制度框架，在浦东新区探索金融混业经营试点，通过体制、制度创新来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据浦东新区一位官员透露，目前，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共同参加的“5＋1”磋商机制，正在紧锣密鼓地组建当中。“成员都是部委和市委、区委高层。”

　　“’5＋1’磋商机制有利于为中央监管部门在浦东的派出机构争取更大的审批权限。”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一位人士表示。

　　而这个“5＋1”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就是形成有利于金融创新和要素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指导和帮助陆家嘴金融中心建设”，促使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成为我国金融创新的试验区。

　　成长路上的“卡夫丁”峡谷

　　“浦东正在秘密酝酿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各地金融机构和各地金融资本集聚上海。”一位参与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工作的专家透露，已经开始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大潮，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大的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或二总部落户浦东创造了机会。

　　《小康》调查了解，近日，浦东新区出台政策，对于新引进的银行、保险类金融机构总部或地区总部将给予一次性补贴,对新引进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个人所得形成新区地方财力部分,给予大幅度的补贴；对于外高桥保税区、浦东空港等新区建设的物流园区内新引进的分拨、配送、采购类物流企业,其实现的增加值、利润总额形成新区地方财力部分,给予大幅度的补贴等。

　　迹象表明，浦东在金融中心的争夺战中已经全身发力。同时，以浦东为中心，西南扩展到杭州，西扩展到常熟、无锡和南京的沪杭沪宁高新技术生产走廊也已成型。

　　但是，高速运行的发展速度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危机。随着商务成本和人力成本走高，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左顾右盼”，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准备迁往他处，英特尔几经权衡后，也最终抛离浦东改投成都设厂，数十家企业曾经一次性撤离浦东。

　　此外，多年由政府主导开发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规划的园区无法形成强力的市场竞争力。张江高科技园就是典型反映，“10多年了，在信息产业领域的上市公司中听不到张江的名字。”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上海面对的“成长的烦恼”：商务成本高、产业升级难、就业压力大、人口流入快、遗留问题多、能源约束紧、可用土地少，这都使浦东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遭遇跨越难度非常巨大的“卡夫丁”峡谷。

　　金融催生下的浦东新区，在日益依赖着金融，相关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土地的开发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为浦东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补给，专家分析指出，浦东必须面对现实，加快服务业方向发展，从一定意义上，金融中心的争夺，对于浦东，已经不象10年前那样具有经济价值了。

　　走出金融依赖症

　　在上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开发区(特区)建设这场长跑比赛中，浦东的起跑比深圳至少要晚半圈——1990年才“鸣枪”抬脚；15年后的今天，浦东冲过在中国经济竞技场“飞驰”21年的深圳，完成中国经济开发区“后来居上”的脚注。

　　在这轮竞赛的半场“哨响”中，浦东只不过是取得了“上半场”的领先；而且，前一个15年中，浦东在取得旷世辉煌的同时，也沉积了中国经济开发区(特区)快跑后的滞障基因。

　　目前，尽管浦东已经获得了国务院给予的新身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但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以往经济开发区(特区)独享的优惠政策已不复存在。

　　因此，中央与地方已经形成共识：浦东试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政策优势转向制度创新。

　　“1993年浦东才有了独立的区级财政”，浦东新区综合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崔正德回忆说，“那一年全浦东新区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2亿元，是典型的‘吃饭财政’，根本没有钱搞建设。”但今天的浦东早就走出了资金的瓶颈。

　　浦东将允许区域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在长三角各地开设分支机构，促进浦东在金融方面服务全国的功能。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对此向《小康》表示了乐观：“有中国大陆这一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庞大经济体作为腹地。上海这一点，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们所无法比拟的。”

　　但他同时坦言，这些只是上海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胡祖六并不想回避他观察到的那些不足。国际金融中心框架的最终形成，上海还需经过漫漫征程。

　　目前，我国银行实行区域化管理，分行只能做本地业务，这种区域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浦东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那么，新形势下的浦东，还能过多地简单地靠政策、靠金融实现它的新的辉煌吗？

　　肩负为全国经济开发区创造下一步快速发展“模本”的实验使命，浦东正面临制度创新的艰难突围，这对国家和开发区都是一个考验。

　　中国的三波经济浪潮

　　第一波：1980年代初中期--以深圳为核心、广东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政策资源启动、首发优势现已进入调整期--珠江三角洲，面积41600平方公里，2065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2850亿元，城市化水平45?50%。港、澳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着的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被誉为“培育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摇篮”。特区特在政策，政策(制度)资源的强大优势推起了1980年代初中期的华夏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

　　第二波：1990年代中后期--以浦东为核心、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商业文化优势、市场推动发展正方兴未艾--长江三角洲总人口7500多万人，沪宁杭苏国内生产总值10000多亿元，城市化水平42?45%。如果说1980年代珠三角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资源优势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后期长三角的高速发展则是商业资源发挥作用的结果。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在整体上与国际接轨不断深化，南方特区的政策资源优势逐渐稀释，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大，而这正是长三角的优势。长三角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区域。

　　第三波：21世纪上半叶--以滨海为核心、天津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政治地缘支持、后发优势将是新开发热点--环渤海中的京津唐(含廊坊)地区，人口3395万人，土地面积52635.8平方公里，海岸线560公里，城市化水平50-53%。20世纪中国经济走向是华南?华东；那么，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趋势将会从华东向环渤海推移(另一条复线是沿海-中部-西部)。

　　(据《小康》资料库)

　　“三只引擎”基本情况比较

　　占地面积(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万人) 2004年GDP(亿元)

　　滨海2270 135 1250

　　浦东556 240 1790

　　深圳2000 165 3422

　　(据《小康》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