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把握研究角度，全面分析和准确判断中国的公务员规模是关键

　　1.对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单凭一个指标或者只谈及一个因素就得出判断，至少在研究方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以个别经济指标来衡量公务员规模的大小，本身在研究方法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分析政府规模特别是公务员规模这样一个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定论的问题时，只运用和强调一个指标，是不科学的，是绝对化的。

　　通过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对OECD30个成员国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认为公务员规模是受到诸多关联因素影响的，包括：(1)经济因素，如经济体制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度、政府对税收及市场的监管程度等；(2)政治因素，如政体结构、政府职能定位、政府能力、甚至政局是否稳定等；(3)社会因素，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第三部门发育及社会自我组织能力、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等。

　　如果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上述诸因素与公务员规模的关系，有些因素与公务员规模之间呈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有些因素则表现为非线性的关系。至于王健教授用来衡量公务员规模的经济指标，当采用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则是一种离散性的关系。

　　根据媒体的报道分析，王健教授似乎在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瓦格纳定律来研究公务员的规模问题。我们最近所做的分省数据研究表明，在控制了若干变量的情况下，我国省级政府“官民比”与其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定律也能够适用于我国。但是，这恰恰说明，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官民比”应当会适当的增加。

　　2.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不仅是涉及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需要跨学科理论来研究的理论课题

　　目前，国际上有这样一种学术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为应对经济和社会管理风险性的加大，各国政府职责有扩张的趋势，为此要增加政府规模。在我国，随着强调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规模和公务员规模也是要适度增加的。

　　需要提及的是，过去二十多年来，许多时候人们总在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理论来引领中国的各项改革工作，习惯于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总在讲“越少(小)越好”。一些专家学者常常简单化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当前社会生活中现存的许多严重弊端和某些不甚准确的说法，不少与此直接有关。比如，最近在分析京津塘高速公路流量过大、已危及公共安全的问题时，一位经济学专家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收费上调”。这样，长此以往，对我们科学地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科学地管理公共事务和全面推动社会进步，恐怕是相当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