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本报曾独家报道过的为对日索赔捐款百万的天津人苏永强受邀出席了捐赠仪式并发表演说。今年85岁的老劳工刘千也被请去出席昨天的会议。

　　刘千高兴得一宿没睡觉

　　61年前，刘千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在本市塘沽的劳工集中营里被关了半个多月，其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此后，老人又从这里被押上开往日本的劳工船，在日本福冈做劳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才被送回天津，现在老人在北京昌平安度晚年。

　　会议开始前，刘老向记者提起当年的血泪史，禁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他的一条腿是被日本监工打折的，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老人说：“听说要来出席这个会，我激动得一宿没睡觉，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们打官司，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看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

　　开辟对日索赔“第二战场”

　　在昨天的大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第二战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法律援助形象大使朱军在会上呼吁：“法学专家们，司法领域的领导的和朋友们，大家都来加快研究，提供条件，在我们的国土上早日拉开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二战场’，这不但是风烛残年原告老人们的期盼，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与会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教授陈春龙明确地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国内拉开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二战场”，就是把对日索赔官司放在中国的法院来打，国内国外同时进行，以推进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顺利进行。

　　杨春龙说，从法理上讲，在国内起诉，无论是管辖权问题还是诉讼时效问题，在诉讼程序上都是可以解决的。

　　旨在推动对日索赔的进程

　　会后，全国律协会长、中国对日索赔指导委员会主任于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召开这次大规模的会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参与进来，共同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的进程。”

　　背景：为嘛要接受社会捐助？

　　1995年，一位曾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向日本法院提出了第一起对日索赔诉讼，此后至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经走过了10年。在这10年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陆续起诉25起案件，虽然目前无一例最终胜诉，但一大批中国和日本有正义感的律师仍然在坚持。其间，因调查取证、出庭作证、国内外诉讼等方面的交通、通讯、差旅、翻译、文印等耗费了大量费用，总共约为1000万元，绝大部分都是参与对日索赔的中日律师和国际友人无偿奉献出来的。为此，他们有的甚至已经到了变卖家产、倾囊而出的地步，如果再得不到成规模的社会捐赠，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将难以维系。

　　去年7月29日，全国律协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北京宣布，联合设立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为陷入困境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募集稳定的经费支持。此后至今，此专项基金共获得企业、民众捐赠256.2065元，其中仅民营企业天津中原置业有限公司就捐款100万元。去年12月26日，本报曾以《一天津人为对日索赔捐款百万》为题独家报道过此事，并一度引起读者强烈反响。为苏先生义举所感动，他的几名同学也为对日索赔捐款7900元。昨天，这几名同学也被邀请到会议现场并受到大会提名感谢。

　　与会代表声音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副会长赵登举

　　我想，我们最大的目的和愿望就是有一天，东京的街头，我们随便拦住一个日本年轻人问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对世界犯下的罪。”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国律师代表、著名的巾帼英雄康健

　　“恶人的猖獗，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好人的不作为。”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这场呼唤人间正义的跨国诉讼，非常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为此，我们曾在诉讼中多次开展声援诉讼的签名活动，以此向日本法院及加害者表明态度。中国劳工刘连仁案中，曾有100多万签名声援，其中日本国民有近4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日本人口的0.32%，而中国有近6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中国人口的0.046%；日本国民为支持本件谋求正义的诉讼而自愿组成支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支持，已有近3000人参与，而中国则没有正式的支援会，直接参与的支援者屈指可数；日本的主流媒体对日本法院的判决曾多次发表积极内容的社论和评论，而我们仅是报道消息，少有评论更无社论；日本有约300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颇为敬业，而我们先后仅有二十几名律师参与。以上数据显示，我们做的很不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联大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值得我们借鉴，即“恶人的猖獗，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好人的不作为”。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律师代表、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索赔律师团团长高桥融

　　我们认为只要让大多数(日本)国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有可能最终解决该问题，作为阐明真相的方法之一，我们毅然采取了诉讼手段。

　　中央电视台记者朱军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有义务为前辈追回尊严，为民族追回尊严，我们有责任恢复那段被掩盖，被歪曲的历史。我们要通过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让日本政府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日本政府可以窜改教科书，但却无法窜改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教授陈春龙

　　近年来，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一代人逐渐逝去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有可能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没、被淡忘。在这种时不我待、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如果能首先拿到国内法院的胜诉判决，对于保存证据，继续战斗，对于揭露真相，匡扶正义，对于依法在日本提起的诉讼，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法律意义。记者高立红实习生岳天晶

　　对日捐款天津人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

　　昨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捐赠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隆重举行。为对日索赔捐款100万元的天津人苏永强(本报曾以《一天津人为对日索赔捐款百万》为题独家报道过此事)出席了捐赠仪式，并发表了演说。

　　参加会议的还有提起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原告老人代表，参与诉讼的中日两国律师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律师代表、新闻界人士、演艺界人士，企业、民众及北京高校大学生代表。会议由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现场主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近70家中、外媒体云集现场进行采访报道，本报作为天津唯一一家受邀媒体到会采访。

　　会议在庄严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在捐赠仪式中，各界捐赠者悉数上场，天津中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永强先生也现身会场，他就是为对日索赔捐款100万元的那个“神秘”天津人。当苏先生把写有“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牌子举起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据介绍，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宣传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动员社会各界为民间对日索赔提供精神支持和经济帮助。

　　记者直击

　　人民大会堂安检很严

　　“你们的请柬千万不能丢啊！”采访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曾提醒记者，“人民大会堂的管理很严，与会人员必须凭人手一份的请柬才能进去。而且你收到的请柬份数必须与寄来份数相符，如果把请柬丢了就麻烦了。”

　　会议定于昨日上午10时举行，却要求记者提前1小时入场。为了保证准时到达，记者一行昨早6时就出发了，并于8时许赶到天安门广场。相关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放了停车证，记者将车停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广场，并进入会场。

　　在会场门口，有人拿着打孔机守在门口为请柬打孔，打孔后的请柬也就作废了。人民大会堂的安检很严格，为此，记者的腰链还引起了一点麻烦。因为腰链是金属质地，结果记者被一位安检人员拦住，拿探测器进行好一通检查，最后才得以放行。

　　苏永强引来阵阵掌声

　　昨天的大会上，天津人苏永强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格外尊重，当这个1.85米的天津汉子现身讲台时，会场上立刻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人们对他的慷慨义举报以热烈的掌声。

　　央视节目主持人、中国法律援助形象大使朱军说：“如果能有更多人士像苏永强董事长这样仗义襄助，那么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受害者和律师们就再也不会为正义而被迫变卖自己的家产，更不会在这条斗争的道路上感到孤独和无助。”

　　演说节录

　　作为伴随着中国发展的一个民营企业人，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能为医治我们祖国和同胞的战争创伤做些什么？现在，我要以一位企业经营者的名义表达我的心声——进入2006年，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又将开始行动，而你们身边又积聚了更多有血性、有力量、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全场热烈鼓掌)

　　今天，我要向所有在场的致力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的朋友们说：你们的事业并非孤立无助！(掌声经久不息)

　　读报帮助

　　对日索赔已获256万元捐助

　　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介绍，民间对日索赔是指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利用法律程序追究战争加害者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

　　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活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对日索赔诉讼活动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其次，对日索赔诉讼是民事法律诉讼，不是战争审判或其他诉讼；第三，这类诉讼活动基本都在日本进行，得到了中日两国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士的支持。

　　去年7月29日，中华全国律协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北京宣布，联合设立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为陷入困境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募集稳定的经费支持。此后至今，该专项基金共获得企业、民众捐赠256.206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