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医院里的牙防组

　　这个组织不要国家编制，不要经费，不要基本设备。“在当时，只有这样操作，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被允许成立。”

　　“牙防组是众多口腔专家要求建立的。”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说，他是全国牙防组中最早的专职人员之一。专家们的初衷是，增设一个新的政府机构，但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1988年8月下旬，全国各地共有七八十位口腔专家集聚北京，参加一个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召开的座谈会。

　　当时到会的包括口腔界的“四大家族”：北医大、华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他们强烈要求卫生部的领导到会听取中国牙病的严峻形势。

　　“会上的很多信息都让我印象深刻。”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张自宽参加了座谈。他回忆，专家们做了一份中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显示，当时中国13亿人口有40亿颗蛀牙，6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每天掉牙11颗；而中国的牙科机构、牙科医生则少之又少，发达国家的口腔科医生占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而中国是十万分之一。

　　与会专家一致要求卫生部设立一个口腔卫生司，或牙病防治司，至少也要设立一个口腔卫生处，或牙病防治处。理由是，很多发达国家在卫生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一般都要设司、局级的机构。“老教授们群情激昂。他们说这个意见已经提了10年，一直没有解决。”张自宽回忆。

　　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精简机构。原有的机构都面临调整、合并。要求增设机构就像是天方夜谭。

　　张自宽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成立一个组织，由三个层面的人员构成，一是在职的卫生行政官员；二是口腔界的专家；三是牙防工作者。这个组织不要国家编制，不要经费，不要基本设备。“在当时，只有这样操作，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被允许成立。”

　　“那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时任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的张震康，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坚持这个组织一定要有卫生部官员参加，而且要领导这个组织，“在中国，没有政府领导，很多工作会很难开展。而且领导必须是一把手。”

　　卫生部领导来征求张震康的意见，希望能将这个组织落实到一个口腔医院里。张震康同意了。他在医学院中腾出了一间房，里面安置了两名专职教授，再买了些纸张和笔，这个全国性的牙防组织就开始启动了。

　　1988年12月，卫生部批准成立全国牙防组，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担任第一届组长，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四川口腔医学院等一些学院院长担任副组长，其他成员均是来自各口腔医学院的专家和牙防工作者。

　　此后，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以相同的模式，成立相应的牙防指导组，它们也都挂在各省市的口腔医学院内。最初的赞助者

　　当时牙防组一万、两万的活动经费，完全是由牙膏工业方面支持的。

　　“我们的支持，不要求做广告，不要求回报。”

　　由于没有经费，全国牙防组一开始就必须依赖“赞助”开展活动。

　　张博学说，全国牙防组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卫生部制定全国牙病防治工作和有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规划，组织协调全国牙病防治工作，促进牙病防治重大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并在相关领域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当时，主要的工作形式就是开会。但是，这个组织连开会的经费都没有。

　　“1989年，中国的第一次全国牙防组会议，大伙儿是坐在教室的板凳上开的。”

　　张震康说，当时他想将会议安排在宾馆里开，可实在筹不出钱。就连会后一块儿聚餐的饭钱都没有，“会后，大伙就一同吃盒饭。”

　　张震康将医学院的大教室腾空，放了许多椅子，最后连硬板凳都用上了。卫生部部长、老教授、老专家都聚集到这间教室里，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也坐在板凳上参加会议。

　　在最初对全国牙防组进行的赞助活动中，焦玉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焦玉峰是中国牙膏工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上世纪60年代，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生产出第一支含氟牙膏。“可当时中国一半以上人不刷牙。牙膏卖不出去。”

　　焦玉峰那时就提倡“医、工、商”相联合。医务界要指导如何生产能起到口腔保健作用的牙膏，牙膏工业进行试验，商业界加强流通环节。

　　这样就能打开牙防局面。全国牙防组的成立正契合了焦玉峰医工商相联合的想法。

　　“那时，牙防组每次进行活动都先和我联系。”焦玉峰说，他们要开会之前都会和他说有多少人参加、需要多少经费，他就去想想办法。当时一万、两万的活动经费，完全是由牙膏工业方面支持的。“我们的支持，不要求做广告，不要求回报。”

　　焦玉峰资助的费用用于各个方面，“宣传画册的费用也是牙膏工业方面出的。”从第一份宣传资料，到后来的宣传画，全国牙防组提前做出计划，核算出经费。当时协会下有200多个会员，焦玉峰就发动所有的牙膏厂支持，提供赞助。

　　回报还是出现了。全国牙防组在进行了第一年的宣传后，当年各个牙膏厂的牙膏就脱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