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本报记者就殡葬业暴利问题采访了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民政部助理巡视员张洪昌。

　　记者：你对深圳殡葬超市如何评价？

　　张洪昌：它的开业是一件好事情。产品有了高低优劣之分，可以自主选择，增加了透明度。

　　其实原来殡仪馆的骨灰盒种类也很多，大多数是经过行政主管部门采购的。而超市的做法等于把行政主管部门采购与殡葬服务机构销售两个环节做了调整。过去行政主管部门采购让一些厂家把东西拿过来，搞招标、选择，然后再摆到殡葬服务单位出售。现在干脆就一步，让老百姓直接选择。

　　记者：很多人称殡葬是暴利行业，你如何看待？

　　张洪昌：仅从局部、某一现象就推断整个行业是暴利，不够严谨。

　　这个行业是政府创建的行业，绝大部分殡仪馆是国家事业单位。中国政府从1949年建国初期就开始投入，花了将近60年时间，有人算过这个成本吗？计算某个行业是否暴利，你要比较它的投入和实际收入，还需要计算行业总体利润。

　　公众把高消费都推到殡葬单位身上是不客观的。一个消费者选中某款骨灰盒，他可能想，我的父母亲一生勤俭，而且我的能力有限，买个700元的就可以了。但同事、亲友会说，人家买了一个几万元的。他面子上过不去，就买贵的了。这是从众心理，不是服务单位的问题。货架上有几十种、上百种价格，为什么不去选便宜的？

　　记者：如果不是暴利，那利润率到底有多少？

　　张洪昌：整个行业？每个地方经济状况、发展水平不同，殡葬消费水平是不同的，还要保证它的公益性，利润率需要精确计算。

　　目前，政府在核定殡仪馆价格时给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小的，甚至是保本运行。作为自收自支的单位，运尸、火化、保管这三块，不挣钱甚至贴钱。而设备要折旧要改造，公众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这些都需要投入。

　　现在的问题是谁投入？有的地方有难处，中央财政更没有，除了沿海地区外，很多地方的火葬场要自筹资金进行设施更新改造。而殡仪馆就通过开展其他殡葬服务来弥补不足。所以要说纯利润有多高，需要进行一番周密的数据分析。

　　记者：也有人说这个行业是半垄断状态——国家没有限制社会资本进入殡葬业，但实际操作中，民政部门有一些审批权，可能偏向于保护其下属的殡仪馆？

　　张洪昌：对此，相关条例规定很清楚。这不是民政部门，而是同级政府作出决定——根据需求情况设置服务单位。我认为，多数地方不存在保护问题。而对部分违规地区，是地方理解法律法规不准确，贯彻执行不好。

　　记者：从中国情况看，一般是一个县市只有一个殡仪馆。另一些国家，每十万人就有一个。有了竞争，服务和价格就会更有利于消费者吗？

　　张洪昌：20万-50万人拥有一个殡仪馆比较合适。目前，全国2880多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市辖区)，只有1600多个殡仪馆，还满足不了公众的丧葬需求。但价格的高低应该从服务质量上看，质量高，老百姓愿意多花钱。

　　记者：随着改革的加深，作为事业单位的殡仪馆，有没有可能成为企业？

　　张洪昌：这个问题是让我“冒险”。

　　我个人认为，中国确立市场体制之后特别是“入世”以后，政府两大任务比较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务服务产品的提供和组织。殡葬作为公共服务业，继续由政府直接包揽是不妥当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多样性要求越来越突出，需求是无限的，政府的提供能力有限，不可能是自己投资，让直接经营。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服务产品，首先应该是组织社会力量来提供，包括中间部门和私人部门，政府的责任是尽快明确自己的监管任务，管到哪里，管什么，保证服务市场的有序良性运行，维护老百姓的殡葬消费权益，保护殡葬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这是政府应该考虑的核心。

　　解放之前，殡葬这个行业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政府用了将近60年的时间建立和规范这个行业，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政府应该尽快回到监管者的角色中来。

　　记者：能否再从文化角度分析殡葬“高消费”？

　　张洪昌：殡葬是一种“解负”。

　　中国传统文化讲，忠孝不能两全。今天的儿女大多在外奔波，不能守在父母身边。所以老人去世时，他们会极为难过——这就是一种负担。还有某些人一生不孝，这时候突然良心发现，觉得对不住老人。怎么弥补，这也成为一种负担。

　　那么，怎么才能体现这种心境？只能通过送老人的形式实现，由此要求提供最好的服务，以最高的规格，有什么礼仪都愿意用。

　　在某殡仪馆，一个台商出价45万元办丧事，殡仪馆不敢接。因为提倡节俭办丧事。他们请示了上级，有个副局长比较开明：作为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单位，我们应该有这种能力，满足人家的需求。

　　所以我说，价格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的。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