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背景:截至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为654万,事业单位编制人数为2903万。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了一组调研数据: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行政成本有狭义广义之分
笔者:我国行政成本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胡伟(上海交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行政成本是指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从狭义的角度看,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需要消耗资源,比如建筑物、办公设施、人员工资等,这一部分行政成本本身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却是必需的。从广义的角度看,政府行政成本还包括政府行政决策所付出的代价,这部分代价是不是值得,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如果决策失误,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支出。
笔者:我国行政成本的实际情况怎样?是否真的过高了?
胡伟: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外相比,不能算高。但是,我们每年的公款消费(主要是吃喝)支出相当惊人。一些县乡政府年年财政赤字,七成财政资金使用与吃喝有关。不少考察、巡视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不少活动并不是必需的,也谈不上有什么效益。有一次,我随一个访问团到加拿大某市考察,来迎接我们的当地高官竟然都是自己驾车来的,这让我震惊,因为公车支出在我国也是不小的开销。
有些地方官员人数过多的问题尚未解决。领导职数一多,享受各项待遇和福利的人就多,政府支出也就加大了。在纵向上,我们有省、市、县、乡不同层次的机构;在横向上,我们有的同一职能多个部门在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机构过多、领导过多的局面,由此带来的行政成本必定居高不下。
行政效益应和成本成正比
笔者:对于“我国现在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这一说法,您怎样看待?
胡伟:如果算上决策失误导致的资金浪费,以及腐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流失,差距恐怕还要大。现在存在不少“三拍”工程(即拍脑袋想出、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这些项目往往缺乏事先的科学评估,结果都是匆匆收场,给国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没获得收益是对成本的浪费,收益与成本不一致同样也是一种浪费。比如大学城的建设,就存在一定的争议。是不是有必要建设这么多的大学城?如果把这些花在大学建筑上的钱用到科学研究、引进人才和购买图书上,会不会更有价值?腐败问题似乎与行政成本无关,但我认为它应该也属于一种隐性的成本。这本应当是属于社会的总财富。
当然,仅仅关注这一数字并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看我们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后所得到的效益如何。如果我们用高出别人一倍的行政成本获得2倍甚至3倍的效益,那也值!但事实表明,我们有很多的行政支出没有用在刀刃上,因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益。一些地方的群众反映,许多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1?3,其余时间都被用于领导或司机的私事上。显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支出并不能算作政府正常行政活动开支,自然也没有效益可言。
建议引进绩效管理机制
笔者: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胡伟:首先,政府还应坚持精简机构和人员。怎样“精简”?政府应大力控制行政机关的规模和编制。对行政机关规模的控制,关键在于科学划分和确定行政机关职能,重点解决好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副职和虚职,改变“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
其次,我们也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政府学习,引进绩效管理的理念,即通过财政预算来控制地方政府绩效。在西方,许多国家都将绩效管理和预算拨款相结合,对绩效好的部门予以奖励,对于没有完成指标的部门,则在立法机关中削减甚至撤消其第二年的预算开支。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实行绩效与财政预算拨款挂钩,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也可以大大激励各部门多干实事,提高政绩。
再次,建立“廉洁政府”,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应该自觉从我做起,从珍惜点滴资源做起,该节约的就要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争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可以简化一些行政审批手续,每年因为行政审批而打印、复印资料的钱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行政成本。
最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样很重要。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也能节约财政开支。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着行政管理的成败,决定着行政成本的降低或是增加。所以,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尤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有多少决策者承担了相应责任?建立可行的决策责任制度,也是我们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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