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运”——交通运输方式的最后选择

　　没有了水，也就无所谓河；没有稳定足够的水，自然就无法正常运输。失去了运输功能的大运河，其运河的本义也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大运河的命运，历史上始终与漕运联系在一起。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大运河成为元朝乃至大运河历史上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即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明朝时，因为实行海禁，大运河几乎成为惟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大运河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

　　清朝末年，由于海运增多，漕运逐渐减少。尤其是1855年由于黄河改道淤塞运河，南北阻断。1900年清政府下令漕粮改征银两。辛亥革命后，漕粮完全折征银元，漕运也就彻底废除。随着漕运的废除，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维修建设大运河的时代基本上结束，大运河的辉煌也就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目前，大运河已不能全程通航，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季节性通航里程1100公里。即使是在济宁以南的河段(即黄河以南的鲁、苏、浙3省)，由于其他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加上河水不足，尽管大运河还依然发挥着部分的交通运输功能，但其载运能力已大大下降，几乎成为运输方式的最后一种选择。

　　丢“魂”——失去了文化就没有了灵魂

　　没有了水，没有了船，就动摇了大运河存在的自然基础。而围绕大运河的文化随着时光流转，也被消磨得似乎只剩下遗迹，大运河的精气神少了许多。

　　济宁南旺分水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明朝永乐年间(1411年)曾经因成功实施“引汶济运”，而使汶河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运河畅通了500年。一百多年前，南旺分水工程随着大运河的停运，曾经显赫的历史与这里的大多数古运河道一样，已经被掩埋在了地下，尘封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今天，分水龙王庙前的运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树林。当年的龙王庙址现也已残破不全。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实施的“四水济运”，其中汶河上的罡城坝是一个关键工程，现早已不在。始建于明朝的聊城东昌府运河“土桥闸”，现存闸口已坍塌。

　　昔日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货积如山的码头，摩肩接踵的市场，随着运河的断流停航和废弃，也大多“人去楼空”，甚至荡然无存。

　　附载在运河两岸和河上的许多民俗风情大多散落民间，而逐渐消失匿迹。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对比历史上的大运河，变化最大的是流经地区的居民生活方式。”4月17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提起两年前带领三个学生骑车沿大运河考察一个月的感触时，对《小康》感慨地说，“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运河的沿途居民已经越来越不再依赖大运河生存，关于大运河的故事逐渐少了起来，刘绍棠笔下的那种丰富的大运河生活场景今天已基本不再有。这是大运河保护的一种危机，没有了故事的大运河将逐渐失去魅力。”

　　难“大”——没有统管的各自为政使运河难再“大”

　　大运河不仅在地理上南北纵贯6个省级行政区17个城市，时间上纵穿2500年，早就不单单是一条河，而是一个涉及到交通、运输、水利、地理、历史、文物、生态等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但目前的管理，在国家宏观层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而被分散在水利部、建设部、国土部、文物局等职能部门；在各省市，基本上由各地的相对应部门管理。因此出现了各管各，缺乏统一规章、总体协调和全局规划的散乱状态，从而使大运河在整体名义上说是大运河，实际上都是各段各地各自为政的“小运河”。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特别指出，大运河出现的不少问题，很多就是因为一些地方对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各地保护现状和管理方式不一，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统一规划。

　　历史上，对大运河的重视和管理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治命脉的高度。由于济宁段在运河全线处于“河脊”(海拔最高)位置，“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南控江淮，北接京”，“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因引水通航最难，“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因此，元明清三朝都把治运最高权力机构设在济宁，在重点整治济宁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济宁故有“七十二衙门”之说，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济宁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同其他城市没有统属或主从关系，但是，济宁客观上的重要性使得它同沿运城镇有了统属或主从关系，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设直属的一个部院级的专门治运司运机构，是运河、黄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他又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实际上也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机构。

　　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督和总治河防使，其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在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等，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署理，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从一品大员充任。清朝派驻济宁的司运机构多袭明治，设总河部院，钦命署理，秩正二品。据考，自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58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

　　在济宁市博物馆，记者发现，现今仍保存着的一门清代的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据说这门铁炮也是总河权力之甚的有力证据。史载，嘉靖二年(1523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皆受节制。”又载，明代驻济宁的两个兵备道下设布政司、按察司，各设官一员，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属府州县官皆受其节制。由此不难看出，不仅省里的巡抚大人要在总河的节制之下，沿河各州府县也要在总河下属的兵备道的节制之下。由此，足见河道总督衙门的权力之大。

　　正因为有统一的监督管理，元明清大运河600年贯通的历史才得以延续，才保持了她历史的辉煌灿烂，才成就了京杭运河之“大”。

　　如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是“上冷下热”，国家层面没有太多反应，部门和各地较为积极；二是“南热北冷”，大运河流经的南方省市踊跃，而北方较冷淡，这也反映出大运河在管理上缺乏全国全局的统筹协调性。“没有国家层面管理的大运河，势必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最终的结局就是大运河很难再大起来，甚至是逐渐因荒废而消逝。”有识之士不无担心地指出。

　　大运河简介

　　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通州)，天津，河北(沧州)，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江苏(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嘉兴、杭州)6个省级行政区18个城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京杭大运河是由人工河道和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的，全程可分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区—通县)，18公里，连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并加以疏通而成；

　　(2)北运河(通县—天津市)，148公里，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运河(天津—临清)，394公里，利用卫河的下游挖成；

　　(4)鲁运河(临清—台儿庄)，463公里，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经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运河(台儿庄—淮阴)，185公里；

　　(6)里运河(淮阴—扬州)，157公里，入长江；

　　(7)江南运河(镇江—杭州)，395公里。

　　残存的幸运——

　　对保护大运河提出建议的58名政协委员中的第一提案

　　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激动地说，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站在保护人类文明的高度看，大运河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为世界所公认。大运河水系绵延数千里，纵贯南北，构成独特的自然风情，孕育出浓郁的线形文化景观，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更加丰富。

　　这是张“廊道网”

　　2006年1期《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刊登了2004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和中国文物研究所航卫片图，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的《清南巡道里图》。4月17日，《小康》记者从图上直观地看到，运河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水网，也构成了一个生态网，同时现存文物遗存也呈现出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

　　2004年7月，国家文物局立项由中国文物研究所承担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课题组曾经在运河沿线6省市展开实地考察。

　　俞孔坚更明确地提出，这个廊道包括遗产廊道、生态廊道和休闲廊道，并由此组成大运河文化网络。

　　“大运河是中华大地上一张文明和智慧织就的网，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条河，”李迪华总结说，“大运河的全部遗产构成了一张不折不扣的遗产网络，从遗产的角度，它包含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不是简单的遗产两个字就能够概括得了的。这也是提出构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最初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