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低效投资成为GDP支柱
除了基层县乡领导为了政绩对GDP虚报水分之外,GDP本身的生产结构也不尽合理。
据了解,目前国民核算体系中统计GDP有三种方法:一是支出法,GDP支出法中,由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组成;二是生产法,从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行统计;三是收入法,从收入者的角度(包括折旧、包括工薪收入)来统计。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支出法和生产法。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长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得快。
“问题在于我们GDP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包括投入和产出的效果不太好。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标只是想搞投资(现在投资资金密集度已经很高),而投资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很多的投资才能生产出比较少的产值,这种不合理的结构下造成的后果是,地方政府拿出了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根本对人民收入提高没有直接效果的大项目上,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减少了其他方面经济增长的资源可利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近年来,我国的投资增长水平异常高,上世纪90年代后期超过了35%。之后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过冷后的“扩张财政”而一增再增,2002年投资增长超过40%,2004年超过45%,2005年更是达到了50%。
相反,我国GDP构成中个人消费比例低。且近年来不断下降。全世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在7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80%—90%,而中国只有57%—58%。
“这么多年的超高投资,尽管可以说明国家财政实力较强,但更能够反映出投资效益的低下。”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袁钢明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地方政府在确定GDP目标的时候,在消费、投资、出口中,首先应该确定消费的增长水平,要把人民的收入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放在第一位。
“其实一直以来,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并不是GDP。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GDP作为一种考核标准。好像一个地方GDP越高,工业区办得好,看着红火,别人就觉得你有能力。”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分析说,而且人们也把GDP看成是政府官员可以完全控制的变量,于是地方官员就把主要精力放到运用权力,以投资为主要手段,维持GDP的高增长。
政绩考核新标准强化民生色彩
吴敬琏最近谈到旧体制留下的四大遗产时,把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放在了第二位。他认为现在看一个地方的政绩好不好,首先看它的增长率怎样,看它物质生产部门产值有多大。这就形成一种负面驱动,使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近日也指出,GDP增长速度并不是越高越好,GDP增速一高,问题就来了。“什么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谐,全都不顾了,以至七(7%)不过瘾、八(8%)也不够。”房维中直言,把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在社会各界对GDP发出质疑声的同时,其实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也早已在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官员业绩考核新方法。
其中比较抢眼的当属河南的新制。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为了客观反映和评价2005年河南省各县经济发展水平,河南省统计局已经采用新方法对2005年全省108个县(市)经济实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初步选择出20个经济发展强县和10个经济发展快县。
“新方法降低了GDP及总量指标的权重,提高了人均指标的权重。使评价县域经济发展时不单单以GDP等总量指标论英雄,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要素内部关系的协调。”
河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赵德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套指标体系既有总量指标,也有人均指标;既有生产指标,也有效益指标和政府、居民收入指标;既有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也有反映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既有单项指标,也有复合指标。
他表示,通过这一指标体系对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检测,能够较为全面地、科学地反映县(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而显示当地官员的政绩表现。
“新的评价体系强调的是综合实力,而不是经济总量或某一单项指标,可有效抑制GDP虚高现象。”赵德友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和2003年考核相比,此次新增加了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新增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两项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县的财力情况和居民的富裕程度。
“这就是强调发展县域经济既要强县、又要富民。”赵德友说,新的评价体系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即引导县(市)领导干部逐步转变过去重生产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的发展观念,最终以老百姓的富裕和地方财力的增强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
“河南的做法无疑是考核政绩的一次创新。此外,要考核官员的政绩,就业是一个核心标准,其次是社会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社会事业。整个社会追求的应该是福利最大化。”王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