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是谁

　　她是一个双面人，穿上工作服，她可以触摸高度腐败的尸体，严肃而冷静；脱下它，她穿上精致的白衬衣，领导一个团队的年轻人们奋勇向前，热情率直。一个天天与DNA打交道的女人，谁知道她的精彩？

　　撰稿／黄祺(记者)

　　鉴定疑似彭加木干尸

　　“煮腿骨的时候，整个实验室都是臭的，衣服也臭。”邓亚军扯了扯自己身上白大褂的衣领，耸了耸鼻子，用表情告诉我那样的味道真的无法让人接受。

　　这是她的工作，作为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每天面对的是血液、骨骼、肌肉、尸体，这些常人看来不那么赏心悦目的东西，是她工作的对象，她的任务是，提取DNA，告诉你，你究竟是谁。

　　邓亚军最近正在忙碌的，是对罗布泊新发现干尸的鉴定，由于干尸被怀疑是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鉴定工作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所有的压力集中在邓亚军的身上，她每天要接到媒体记者接二连三的追问，尽管不能透露太多信息，但她接起电话总是很耐心地解释，让记者不得不接受她的坦诚。

　　印度洋海啸中，邓亚军带领的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帮助泰国当地政府辨认遇难者身份的工作，此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树立了DNA鉴定领域的权威。

　　2006年4月，罗布泊发现干尸消息公布后，邓亚军和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接到任务，赶往敦煌提取干尸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鉴定工作马不停蹄地开始，5月1日之前，所有实验室数据已经完成。“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数据，现在只等着彭加木亲属配合，就可以完成DNA的比对，只要亲属提供样本，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邓亚军谈起工作时嗓门响亮，语速紧迫，她的声音让你相信，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带着记者走出实验室，邓亚军脱下白大褂，一身装扮很鲜亮：带镂空绣花的白衬衣，黑色长裙，黑色丝袜和高跟鞋，一双耳垂上挂着银色弧形的耳环，不逊色于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小姐。提起着装问题，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赞扬，“穿得漂亮一点，自己感觉好，你身边的人也会感觉很好。”邓亚军说，一个年轻女员工穿着无袖的上衣上班，她严厉地警告说：“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再穿这样的衣服上班。”

　　工作要干得漂亮，生活也要漂亮精彩，这是邓亚军对自己的要求。

　　站在尸体中间工作的人

　　我很难把眼前着装精致的邓亚军，与穿梭在泰国海啸现场的邓亚军联系起来。那段时间，电视新闻里常常出现她在摆满腐烂尸体的现场工作的场景，一身蓝色工作服，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眼睛里能看出表情严肃。由于海啸期间出色的工作，她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海啸也让公众认识了一个风风火火，执著到几乎固执的邓亚军。

　　16天的时间里，邓亚军坚持带着3名工作人员，每天到摆放尸体的现场测量和记录尸体表征，提取DNA鉴定需要的样本。“尸体太多了，泰国没有这么多专业人员，医学院的学生都来帮着提取样本，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学生们却在提取肌肉组织。”邓亚军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判断，当地提供的样本，根本无法做DNA鉴定，当即决定不使用泰国提供的样本，他们自己去现场提取。

　　在成百上千的尸体中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胆颤和恐惧的事。“没有办法，你必须去量尸体的身高，去取样本，很多男同事都不敢靠近。”被海水浸泡又处于高温中的尸体，有的已经长出蛆来，邓亚军说，还好她曾经做了3年基层法医，不然她也不可能有勇气站在这样的尸体前。到最后，她和同伴们已经不能再吃米饭、面条之类容易引起联想的食物。

　　邓亚军在泰国的一个举动曾被媒体报道。由多国救援队组成国际DVI协作组，开会分配救援任务，会上，邓亚军表态，“中国无偿承担泰国海啸遇难者DNA鉴定”。

　　邓亚军的果断决定，被认为是争得国家荣誉的事情，但随后发生的情况，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在泰国的工作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但对于邓亚军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后期DNA鉴定的过程。泰国提供的第一批牙齿样本送抵北京的实验室后，全部失败，得不到结果。国外专家开始质疑中国的鉴定技术，也有实验室提出向邓亚军提供技术帮助。

　　“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我觉得我们的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邓亚军再次飞赴泰国向DVI协作组汇报情况，并要求泰国提供骨骼样本。后来，多个国家的实验室传来消息，证明牙齿样本的确无法得出鉴定结果，改用骨骼。

　　但骨骼鉴定也没有邓亚军预想的顺利，“有一天，实验室里做了几十个骨骼样本，没有一个结果出来。”邓亚军每天提心吊胆，那几天，邓亚军办公室的电脑整天播放着屠洪刚唱的《精忠报国》，直到年轻的同事们无法忍受。一个研究员跑来让邓亚军换首歌，“我们好好干，你别放这歌了。”现在想起来，有些悲壮。

　　2005年的5月3日，是邓亚军领取“五四”奖章的前一天，但她却感受不到一点喜悦，时间一天天过去，海啸尸体DNA鉴定却还是陷入技术困境中。邓亚军心不在焉地和一同领奖的优秀青年们吃饭，电话突然响起来。工作人员告诉她，结果出来了，并且非常让人满意。

　　“骨骼样本属于疑难样本，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大概是50%左右，我们做到了85%。”邓亚军说，如果那天还得不到结果，她真的没有勇气第二天去领“五四”奖章。

　　非典经历

　　看起来，邓亚军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不是已经在工作中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执著，幸运的聚光灯不可能照耀到她的身上。

　　非典期间，邓亚军还是在读博士生，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邓亚军接到了分离非典病毒的任务，为了取得样品，她连续三次乘飞机到广州的医院里取病毒样本，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还敢乘飞机。

　　P3实验室有严格的操作规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病毒感染或者泄漏的事故。每次进实验室之前，清洁、消毒、更衣的时间大约需要1个小时，等待分离的样本数量巨大，邓亚军每次进实验室，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她几乎每天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连续作战，只睡三四个小时。

　　“那时候正是夏天，我们的实验室在顶楼，实验室被太阳晒得非常热，工作时必须穿上三层防护服。我一出来，大家看到我都说我几乎不像人，满脸都是捂出来的包。”在负压的环境中，人的生理机能几乎处于极限状态，到后来，只要进实验室，邓亚军的生理周期都会暂时停止。

　　人心惶惶的非常时期，没有人管理实验室，保洁员也不愿意打扫卫生，除了每天与高度危险的非典病毒打交道，邓亚军还必须管理实验室，实验结束后，做完实验室的清洁才能结束工作。

　　邓亚军并不是具有超人毅志力的“铁人”，在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下，她也常常想到退缩。“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每天进实验室之前，走到二楼我就会停下来，坐在台阶上反反复复地犹豫：我要不要再进去。给自己打半天气，才有勇气往上爬。”

　　“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非典的时候应该给我五四奖章呀。”邓亚军响亮地笑起来，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满意。

　　她似乎很擅长于在重压之下工作，邓亚军自己也说，她骨子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喜欢迎接挑战。2001年，邓亚军在北京接到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完成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作，领导给她的期限是9月18日之前完成，因为日本的一个实验室投入2亿美元正在进行另一品种的水稻基因组的测序，并宣布2001年之内完成，领导希望邓亚军能够赶在日本宣布结果前完成任务。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加班加点，非常紧张。”邓亚军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当年9月15日提前完成超级杂交稻的测序。邓亚军当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指挥着硕士、博士工作，曾经有人不信任她，但事实证明，她是值得信任的。

　　女法医的故事

　　报考大学时，邓亚军听了大哥的话，选择法医专业，家人的想法很简单，学法医毕业后进公检法单位，工作稳定。“学之前也不大清楚法医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要跟尸体打交道。我听我大哥的，自食其力之前，我是最听话的，自食其力之后，我是最不听话的。”

　　高中同学听说邓亚军报考法医专业，都来取笑她，因为大家都知道，邓亚军很胆小。一个同学说，如果把邓亚军关在房间里做尸体解剖，等再打开门，房间里就会有两具尸体。

　　邓亚军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感觉，同学们听说送来一批尸体，都跑到存放尸体的房间，趴在窗户上往里看，“胆战心惊”。

　　邓亚军大概天生有镇定应对挑战的本能，真正到了解剖课上，她已经不觉得眼前的尸体可怕了。毕业后，邓亚军被分配到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做一名法医。“做基层法医的3年，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和后来的工作相比，公安局里的工作很轻松，但几年中积累的法医实践经验，让她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事实上，即便还是名年轻的法医，邓亚军已经开始显露出果敢的性格。邓亚军说，她曾经办过一起让自己很满意的凶杀案。在西安郊区，母女俩被杀死在家中。案情汇报会上，邓亚军的结论是：熟人作案，一个人，一件凶器。在座的两位法医比邓亚军资格老得多，他们的判断却是：一个人，两种凶器。

　　两种判断的差异在于对一名死者脸上伤痕的认定上，两位法医认为现场发现的凶器不能造成女孩脸上的伤痕，但邓亚军认为，由于人脸颧骨具有弧度，斧头在滑过脸部时改变轨迹，是可以造成这样的伤痕的。

　　“后来罪犯找到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邓亚军说。

　　2000年，邓亚军跟着研究生导师到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参加研究工作，2003年1月，还是在读博士的邓亚军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带着另一名职员，白手起家。

　　邓亚军的领导工作没有得到“开门红”，相反，2003年底，她报亏17万。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其他部门的同事把她叫做“亏损企业老总”，这让邓亚军有点抬不起头。

　　有的人善于在困境中破釜沉舟，寻找到翻身的妙计，邓亚军也许就属于这种人。2004年，华大方瑞的网站建立起来，6月，邓亚军向媒体宣布，华大方瑞亲子鉴定项目价格跳水，其他医疗机构需要1200元，华大方瑞只要600元。降价后，亲子鉴定业务量明显增加，邓亚军在这一年维持了收支平衡。

　　2004年底，邓亚军又组织了一次司法物证鉴定专业的学术论坛，请来7名在业界很有威望的专家，其中包括被叫做“华裔神探”的李昌钰。论坛很成功，参会的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刑侦专家对邓亚军说：“现在很少有学术会议这么吸引人，我一天都不想错过。”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也对这场含金量很高的会议大加赞赏。

　　在邓亚军策划下的一系列动作，提高了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在业界的知名度。到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邓亚军和她的团队，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尊重。

　　现在，邓亚军在办公室播放的不是《精忠报国》，而是周传雄优柔的《寂寞沙洲冷》。风平浪静的日子，在摆弄血液、尸体的间歇，邓亚军很享受忙里偷闲的悠然，但这种悠然不会持久，她保持着不吃午饭的习惯，理由是保证下午工作精力十足，顺便减肥。她总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然后坦然享受挑战成功后的满足感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