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道歉：错了就要承认

　　在外交事务中保持和平友好立场的中国很少向外国致歉，但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就记录了周恩来总理因中国军人误伤尼泊尔平民，向尼泊尔公开道歉事件。

　　据档案号为105-00730-04(1)的档案记录，这一事件发生在1960年6月29日至7月3日。当时西藏局势还未平定，西藏叛匪时有暴力举动。6月28日16时45分，在靠近中尼边界的中方地区进剿西藏叛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现在科里山口以北约一公里处有一队人马向中国军队前进。中国部队误认为他们是西藏叛匪，因而开枪射击，打死1人，俘10人(其中一人受伤)。事后发现他们不是西藏叛匪，而是尼泊尔平民。

　　6月29日，尼泊尔首相来信提出强硬抗议，认为中国军队进入尼方边境20公里以内。6月30日，周恩来向尼方道歉，7月2日，经过调查后，周恩来向尼泊尔首相柯依拉腊致外交信函中，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在信中写到：“从上述的事实经过来看，这次事件完全是由于误会而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这次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科里山口以北，而不是在木斯塘地区，根据今年3月中尼双方互换的地图，科里山口位于中国境内。”

　　尽管中国军队只是在自己的国境内进行巡逻，并没有进入边界20公里的地区，而且中国政府早在6月26日即已告知尼方，中国军队为了进剿叛匪，可能会接近边界20公里的地区。但周恩来总理从两国的长远友好出发，仍表示了歉意，交还尸体、俘虏，而且最终赔偿了尼方5万卢比。

　　此外，在当时平叛西藏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两国间的和平，中国最终下达命令中国部队不在边界本侧10公里的地区内进攻西藏叛匪，中国部队全部从科里山口以北、马丁山口和平都山口以东的地区撤离边界本侧10公里。尽管这给叛匪造成了可乘之机，并使得木斯塘地区的叛匪盘踞10年之久。

　　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曾说:“做错了事，应该承认，不管是不是大国。”一个大国总理的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证明，承认错误并没有使两国间产生隔膜，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

　　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尼泊尔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援助的国家之一。50年来，中国共向尼泊尔提供无偿援助77笔，总价值高达人民币15亿元。在中国援助的亚洲国家中，尼泊尔的受援规模排名第二。

　　大跃进：粮食增产一倍

　　在一份编号为116-00183-01(1)档案中，记录了1959年3月11日下午，周恩来接受法国记者芒德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采访中，周恩来向芒德肯定了中国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生产活动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周恩来并非不了解大跃进将带来的恶果，早在1955年，他就因为看到生产活动中的种种盲目冒进行为，提出过“反冒进”，但在批评和压力下，最终以写检讨的形式作出让步。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他起草公布的《农业四十条》中，提出1956年到1967年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应分别以每年8.8%、10.5%的速度递增，事实上，依照当时国情，这个指标在12年内也难以完成。

　　看到这种“盲目冒进”迹象的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赞同毛泽东的“反保守”同时，更强调“反冒进”，1955年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更是顶住毛泽东的压力，几次将过高的计划指标压缩到合理范围。

　　“反保守”和“反冒进”的分歧，在1957年末变成了一场公开斗争。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问题；12月末到来年初的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对此做了“严厉批评”；在1958年1月11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已将“反冒进”公开定义为政治问题，在会场上向周恩来直接质问。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的不安，陪同周恩来赴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两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晚，周恩来在持续到凌晨1点的大会上承认，“反冒进”是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此后，大跃进的狂潮变得无人可挡。

　　经历过这场风波的周恩来，在和芒德谈到大跃进时，口气变得乐观而谨慎。

　　芒德问道：根据中国所公布的1958年生产情况材料，他大略计算出中国的粮食收成是增加了。“即达到3亿5千8百万吨，但又出现了供应紧张和缺粮现象，其原因是否只是由于运输的关系，这给外国人造成的印象是你们夸大了粮食生产的总数。”

　　周恩来并未直接回答芒德的问题，而是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底子薄”的农业大国，一直处在人民吃不饱的阶段，但“大跃进已经促进了粮食增产”。

　　他说：“往年我们认为粮食增产是太慢了，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城市粮食的供应，因此不能推动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所以去年我们提倡大跃进来推动生产，加上去年组织人民公社的运动，农村中更大范围的合作运动，也推动了去年的大跃进。粮食是增产了一倍，单从需要量方面说，因为我们没有底子，原来就不够吃，现在要吃得够，这样变化就很大了。”

　　周恩来没有否认城市中有供粮紧张的现象，但仍然强调“这不是没有粮食”。他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为四方面原因：一是今年要急需增产，种子需要增加了一些。二是组织人民公社后，农村开办大食堂，吃饭不用花钱，“因此粮食也没有定量，大人小孩都要多吃，还有炼钢的人将粮食带到山上去，也没有定量。”这样就使得农村的消费量大了些。三是过去粮食都归中央管，去年搞公社，中央将权利下放给地方，调粮的权利也下放了，因此地方就首先满足地方的需要，而中央政府要将粮食调到大城市就显得慢了。四是交通困难。中国原来的交通也是底子薄，现在生产发展很大，交通也就变成不能适应了，去年修的铁路能不能满足需要，并且去年钢铁大生产，煤铁的运输量很大，挤掉了粮食的运输。交通困难还直接导致一些粮食富裕的省市，不能将余粮运出，比如四川省。

　　他最后还提到，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粮、棉、钢、煤的增产突破了原有比例，“我们新的经济平衡还没有建立好，粮食的供应紧张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