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006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沙尘天数统计表数据来源：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影响评估室

　　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而在两个月前的4月17日，北京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降尘天气，30万吨沙尘一夜之间如黄雨般洒向这个被称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千年古都，即使对沙尘暴见怪不怪的北京市民也着实下了一跳，而正处旅游高峰期的来京游客则是真正欣赏到了早有耳闻的“沙尘春景”，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和旅居北京的“老外”们也

　　找到了多年以后“北京记忆”的谈资。

　　无独有偶，或许是老天有意要点化国人，当天也正好是全国第六次环保大会开幕的日期。在漫天浮尘中走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沉重而严肃的口吻说：“同志们，我们不能闭门开会。会场外，北京正出现严重的降尘天气。这虽然有气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首都”甚至已经被提到“首都学”的高度上，其对生态的重视不可谓不重，对环保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但为何一边是工作报告和宣传报道中环境质量越来越好，而另一边又在现实中饱受环境恶劣之苦呢？这场沙尘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态危机？

　　百年不遇“黄雪”降

　　“忽然一夜春风来，皇城降下黄袍怪。”4月17日，或许注定要在《北京市志》上留下一页。

　　这一页已经被人们以各种形式记录下来。网民雪心在他的博客里，以《何日告别沙尘》为题记载说，“天当正午，天空却是昏黄暗淡。海棠已过盛时，新叶簇簇地拥出，却失去了原本新鲜的嫩绿。楼下停放的汽车，各个覆盖着厚厚的黄土，突然变得模样难辨。黄尘遮天蔽日，天地间弥漫着灰尘的味道。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用纱巾遮住口鼻，急急地奔进楼道。空气重度污染，人们受到警告，不敢在室外活动，家家关窗闭户”。

　　“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遇到过很多沙尘天气，但是今年这一次确实很不一样。” 4月17日早晨，家住北京西客站的王红旗老人，按往常的习惯早早地起床到户外活动，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地上、车上厚厚的一层尘土，就像下了一场小雪似的，“只不过雪是白的，而尘土是黄的”。

　　他有意识地找到莲花池公园内的一处开阔平台，这里地面的砖很平整，落满了沙尘的地面上还没有脚印，王红旗用卷尺量出1平方米的范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尘土聚拢起来，再用薄金属片将尘土铲入小塑料袋里。装着土的塑料袋在附近药店的天平上显示为21克。除去小塑料袋的自重1克，1平方米的空间降尘量为20克。由此推算，一平方公里降尘重量是20吨，北京共16800平方公里，北京一夜降尘33.6万吨。而这个数据恰好与北京气象部门公布的“总量超过30万吨”的数据基本接近。

　　此前，北京市民心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沙尘暴是在2002年3月20日，当天的总降尘量也才3万吨。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是北京一个世纪以来在一天之内降尘最多的一次，可谓百年不遇。

　　“感觉就像是天空刚刚下过土，那两天我将自己MSN的签名都改成‘北京下土了’”。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徐英，很难忘记这场沙尘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

　　当天，尽管北京全市出动300多辆道路清扫和冲刷车辆，东城区环卫工人李阿姨还是觉得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不用力扫不动，一用力沙尘又扬起来了”。顽皮的路人在那些落满黄沙的汽车上留下“下土了”“该洗车了”等字样。鼓楼旧大街一家小洗车行的张老板，一点都没有因为业务多了而高兴，“那么厚的土，洗一辆车，差不多刚够本钱，又不好提价”。

　　“漫天遍野的沙尘，看什么都是一片模糊，感觉很紧迫压抑。”平时总是乐呵呵的格力空调北京区域销售经理丁先生，提起那两天的心情，到现在还感到抑郁。

　　当天也忙坏了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来的都是捂着眼睛求医的病人，他们需要专业的大夫除去眼睛中的沙尘。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著名气象主持人宋英杰也在《新闻会客厅》里诉说着自己的郁闷：他是过敏性鼻炎，很严重，只要是风里夹带着一点沙子，就马上呈痛哭流涕状。

　　据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为每立方米350微克，部分时段曾达到每立方米1000微克，空气质量属最严重的五级重度污染”。

　　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坦承，作为治沙防沙的负责人，4月17日早晨出门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很不好，同时有很大的压力。

　　4月20日下午，外交部专门为此举行了新闻吹风会，介绍中国近期的治沙防沙工作。《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忍不住追问：“中国空气污染特别厉害的时候对周边国家有没有影响？”

　　到《小康》截稿时，这场罕见的沙尘已过去了一个月，沙尘在这座城市的表面似乎也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但是，厚厚的记忆却无法褪去，仍然沉重地留在亲历者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