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来了。要逃上去一定要经过四五米宽的大煤窟。可是水流不断灌向煤窟，有一个人急了想跳过去，被水流卷了进去。”逃生的矿工黄宝地对5月18日晚上那一场矿难心有余悸。“有人喊‘还有一条路！’我们就都跟着他往一个方向跑。跑出去200来米，就看到路被水泥封死了——水已经漫到腰上了。我们用木桩子拼命撞那堵水泥墙。近一米厚的水泥墙，有人撞了几下就哭了。撞开以后，地势越来越高，我们连滚带爬，大概走了四个小时，终于出来了。”和黄宝地一路的44人，加上3个自己逃出来的，山西大同左云县新井矿难共生还47人，至少57人遇难。从矿主李付元以降到矿长再到遇难队的包工头都被认定对事故负有责任，资本将矿工社会划分的几个有序的阶层，在矿难的冲击下反而清晰起来。

　　黄宝地和底层

　　矿难发生后，蜿蜒在山沟里的新井矿工村出现大片空房。一间房10平方米左右，地上用砖头隔出4个铺位，垫着烂棉絮，这是最底层矿工的集体宿舍。他们一个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但因为家庭负担重或者工龄短，还没挣到多少钱。事故发生两三天后，这些矿工迅速拿到工资被遣散，回家或寻找生计去了。3000名矿工及家属只剩下不到1000人。“走的矿工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黄宝地笑着说。

　　黄宝地没有走。“现在留下的人，是因为自己的车被水困在井下，等着政府赔钱的。”车，是矿工能够投入的最小单位的成本。矿工干一两年以后，都会攒出1万块钱买一辆机动三轮车，“除了自己干活，我还雇人给我拉车，一车煤18块钱，车工11块，车主7块”。矿工们像农民对待牲口一样充满温情地谈起自家的车。“我的车当然是换好胎，不停点的跑，比人还累。”黄宝地说,“我逃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车在里面，要能捞上来我还要。”已经当了7年矿工的黄宝地不仅有车，还是“带班”——手下管6个人，矿工中最小的头目。“带班”不需要成本，和矿工一起干活，上下井人数清点好，活计安排好，把矿工们在井下发现的问题反映给小包工头，比矿工一个月多拿100块钱。像黄宝地这样生活在底层矿工之上的第二层人，在新井煤矿大概有500名左右。

　　黄宝地一个月的收入约3000元，10平方米的家只住着他一人。第二层矿工大多将家属带来矿上，因此独门独户。但是和矿工村里所有的房子一样，没有玻璃窗户。“房子小，要亮把门打开就行了，窗户没有用。”这样的家庭账本大致相似:“房租70块一个月，煤180块一吨，水1块钱一挑(相当于饮水机一桶水)，手套、工具、衣服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要生活，还有上矿工小学的两个孩子一个月交200块钱生活费。机动三轮车要修要吃油。一个月能净落1000块钱。”没有成家的黄宝地一个月能攒2000块，但从来没给父母寄过，大难不死的经历也没有告诉他们。“这钱我给自己养老了，以后治病也全靠它。”和被埋在700米的井下能得到一次性赔偿的矿难相比，黄宝地们更惧怕未来某天降临的肺癌，沿矿区一带处处可见刷在土墙上的广告——“专治肺病”。

　　挣扎而出的小包工头洪强

　　洪强说自己真够险的。“我带着的人上的是白班，晚上就出事了。白天我们已经知道打出水了，但还是小水流，我和别的小包工头都去矿上反映，有的矿工还把消息私下传播开了，可是那个矿主的妹夫一句话让我们下井，谁敢不听？”

　　买车的愿望达成以后，矿工们再上一层的目标就是洪强这样的小包工头,“给中包工头交5万元就行”。2000年煤炭价格上涨刺激了小煤窑向更深层开采，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矿工和小包工头。干了2年矿工的洪强借了些钱，凑齐5万块，在第8层承包起一个30人的小组，一年能挣到七八万元。洪强隔几天下一次矿井，除了核算产量计工资，矿工在生产中发现的问题，比如支架不稳、炸药不够，都由他核实并反映给矿主雇用的管理人员。矿工们都叫他“洪强”，开玩笑时才叫“老板”,“小包和中包有协议，死了伤了，小包也赔钱，就是少赔些。但是和家属联系、安葬、包来回车票都是我的事”。做了几年小包，洪强攒的钱还不够做中包。新井矿难让他对于未来有些犹豫，“我交的钱也拿回来了。想回家做点生意，也许再找个矿”。

　　“把我的本本抄去了，你们要是把旧车报成新车，我就是诈骗罪！”洪强晃着身份证对矿工们说。不仅是矿工和矿主的联系，这次矿难发生后，矿工和政府的沟通、索赔也靠小包工头来完成。洪强看上去只有20多岁，处理事情却很干练。他一边解释着政府关于赔偿的措施，强调着“要是骗人家，咱们这个队一分钱也拿不到”，一边替矿工鸣不平，“你家的车子也挺新，没办法了”。但是办起事情来毫不含糊。在新井矿等待赔偿车款的有不少小包工头，洪强是第一个拿到钱的。他急匆匆又小心翼翼地双手捏着厚厚一沓人民币，走向欢呼的矿工。被围在中间分钱的时候，洪强露出了胜利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