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曾叱咤一时的香港“四大探长”之一韩森，估计在位时贪污400多万元，虽已在7年前病故，但香港廉政公署穷追贪污所得财产历时30多年，终于在5月29日宣布与韩森亲属达成协议，其家属同意交出约值1.4亿元资产结案。(《华商报》5月31日)

　　从400万到1.4亿，如果说韩森的资产之巨令人咋舌，那么，香港廉政公署这种“只要你贪污，死了也要把钱要回来，而且还要把钱生的钱也追回来”的执著，则令人惊叹。

　　新闻中，听惯了内地某某人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元的数字一次次被刷新，却鲜有听闻某某人的赃款被全额追缴回来的报道。想来这算不得是什么“国家机密”，如能全额追回，自是一大“功绩”，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一番。那惟一的可能，便是追讨回来的与追不回来的不成比例，不说为好。要么，就是在很多案件中，最后能够提供出来的只是一个数字，赃款或者早被挥霍；要么已被巧妙转移，压根儿就“吐”不出来。久而久之，国人渐渐地只对于某某官员的“轰然倒下”充满兴趣，却对其“轰然”之后的实际危害缺乏关心。至于连“赃款下的崽”都讨回来，想来还没有几个人敢如此妄想过吧。

　　作案的“成本”是和犯罪的冲动成反比的。有学者以经济学成本核算的观点，把腐败所付出的代价(投入)称为“腐败成本”，认为腐败成本越大，形成的震慑作用越大，当权者的顾忌就越多，腐败行为就可能越少。反之，腐败成本越小，无异于一种怂恿，腐败者的机会就越多，反腐败的难度就越大。“腐败成本”恐怕还无法用经济学的方式去换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值，只能在现有反腐败案件中由违法者所付出的代价去“感觉”。从韩森35年被追踪的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腐败高成本”的样本。

　　韩森的案件，其实香港廉政公署有多次“罢手”的机会。韩森最初被起诉时，并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其贪污受贿，只是因为他1971年退休时，所拥有资产逾415万元，超过韩森服务警队31年支薪总数19.3万多元的20倍，起诉原因是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在引渡诉讼中，韩森得以免被引渡，获释并潜逃到台湾，至1999年病逝。眼看“抓捕治罪”无望了，2000年廉署提出民事诉讼，通过民事诉讼形式向韩森的亲属追索，令他的资产数目曝光。最后，韩的家属认识到，总不能无了期地与政府斡旋，冻结的资产又不能使用，终于选择了庭外和解，“吐”出了1.4亿元资产。

　　有人说，香港的地域相对较小，“地大物博”是内地的特点——言外之意，我们的情况更复杂。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推托，我们的纪检、反腐机构，不只是国家一级才有，各省、市、县都有，“地大物博”早已经“大而化小”。笔者看来，最关键的，是我们缺乏一种穷追不舍的反腐精神与执著的反腐信念。有人乐于用办案的资金付出，去解释“反腐”的成本。按照这种解释方法，追踪35年,问题复杂，需要多批人合作，几代人交接，成本巨大。但“反腐败”成本，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只要你敢伸手，终是要还的”，这样一个观念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任何以不法手段侵占公产的腐败行为，都要千方百计被追究，不论在位、转岗、离休，甚至死亡，都不能饶恕。但现在有不少党政官员、企业领导贪污受贿，在位时不享受，不露财，离退休后，就敢肆无忌惮地享受；要么轻易把赃款挂到别人名下，或转到国外。一旦案发，要么“去向不明”，要么挥霍殆尽，给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据资料显示，到2005年底，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却高达7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三峡工程款。而一些案件，当出现“贪官外逃”等情况时，便只能把案件“高高挂起”，暂时结案。2005年12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跨国犯罪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为外逃资产的民事诉讼追回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理由期盼通过国际合作，出现一个个内地的“韩森”案样板。(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