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政治学外教：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认识我太太后，开始学习中文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问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男友其实就坐在她身边。”

　　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人顺带还提问了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课堂讨论相当活跃，学生们兴趣广泛，阅读英文书籍。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事实上，彼此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隔膜：当贝淡宁听说中央党校有教授阅读过他的《东方遭遇西方》一书时，他当时表现得很吃惊。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黄昏起飞的猫头鹰”

　　“一说政治，我的脑子里马上会联想到小学、中学，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背硬记的教条。怎么清华现在请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们过去学的政治有什么异同？”其实，清华自动化系学生小孔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听到“老外在清华教政治”时都会生出的疑问。

　　而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聘请外籍教师是清华实施“国际一流大学”计划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科学科群中，经济学、管理科学等多年以前就开始聘请外籍知名教授了。

　　国内外许多学者常常将42岁的贝淡宁与哈佛大学声名卓著的另一位87岁高龄的丹尼尔·贝尔搞混淆。为了不造成更大误会，贝淡宁恢复使用自己的中间名丹尼尔·A·贝尔。虽然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清华的贝尔尚无法与哈佛的贝尔比肩，但也正是这个贝淡宁，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一译‘当代共同体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1985年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毕业后，贝淡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遭遇西方》早几年已被翻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

　　万俊人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现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便注意到贝淡宁的研究成果。其后，他们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结识的西方学界学者朋友很多，为什么聘请他呢？”万俊人教授自问自答，“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是我们选择优先发展的哲学重点学科。而贝先生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并有独特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同情、了解，以及他自身的就职意向、时间安排都是原因。在我们聘请贝先生的同时甚至之前，早有北大等高校在同他接洽商谈。他之所以最终决定接受我们的聘请，也与他本人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认可有很大关系。贝先生的加入，毫无疑问，对于清华哲学系优先发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一发展战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对于清华大学聘请外籍哲学教师讲授政治哲学一事的众多疑惑，万俊人教授解释道：“如果你了解哲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历史沿革，如果你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有较深的理解，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聘请贝先生了。哲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看作是一门最重要的人文学知识门类。任何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拥有其健全的哲学学科或哲学系。伦理学曾被西方人看作是‘第一哲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哲学这只‘黄昏起飞的猫头鹰’(黑格尔语)的两翼，是哲学关注生活世界和现实问题的两只眼睛。国际上一些最著名的高校哲学系都把重心放在这两个方向上。哈佛大学哲学系现有教师16人，半数以上是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研工作的。这也是‘哈佛哲学’能够成为‘美国哲学’的代名词并构成‘美国精神’之思想核心的基本缘由之所在。”

　　万俊人教授认为：贝淡宁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和课程，关于国际战争的政治研究和课程，以及他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课程，都为清华哲学系的师生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识镜像。

　　“政治哲学不等于政治活动本身，”万俊人教授特别强调，“我不认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有什么学术以外的困难和限制。相反，我认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不仅为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而且我们的改革实践和经验教训也为我们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而丰厚的实践资源和理论动力。”

　　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国度。我可以负责地说，我们不会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学教育。相反，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寻求一种既合乎国际惯例，又切合中国高校实际的教学科研管理模式。据我所知，清华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教案审查之类的东西，无论是对外籍教师，还是本土教师，都是如此。”

　　“我还可以告诉你”，万俊人教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多次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同行和名家，他们不仅都知道贝淡宁其人其书，而且对于清华大学能够聘请到他正式执教感到吃惊。你应该可以想象，我作为他的中国同事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了！”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

　　很多人问贝淡宁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语言上课？

　　他说，希望是中文，但实际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一堂课，有将近100个学生来，第二次来的人不到20个，我有点沮丧。后来我听说很多人来上我的课是希望锻炼英语，发现听不懂之后，就不来了。”

　　随着贝淡宁汉语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课比例在加大。他也开始接受汉语提问，因为他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但如果提问者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他就得要求重复问题。

　　学生刘文嘉介绍：“贝老师的古代汉语水平相当不错，比很多高中生都强。什么使动、意动，他全都知道，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在过去两年中，她每周拿出两个小时帮助贝淡宁学习古汉语。“去年已经读完了《中庸》，现在正在读《孟子》”。

　　刘文嘉评价贝淡宁是个“认真的学生”，每次课前，他都会做预习，把生僻字做成卡片，背面写好英文注解。“他会提很多问题，有的是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的”。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齐宣王要召见孟子，孟子觉得他不敬尧舜之道，托病不见。贝淡宁读到这里，反复问刘文嘉，“你确定孟子真的没有生病吗？我说我确定。他又问，孟子没病，不是欺骗齐宣王和他的弟子吗？我解释说，中国人认为善有大小之分，为了大善，可以抛弃小善。但他认为孟子撒谎，对圣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响的。我想那大概与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关。”

　　“古汉语里面，有很多互文的手法，有时只是为文字通达，如果硬要追究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反而不得其要。有时，我会告诉他，中国的哲学很多是文学化的表达，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对文本一寸寸地厘定，不太合适。”

　　在贝淡宁的意识里，刘文嘉为他辅导古文，理应得到报酬，但刘文嘉却婉言谢绝了。“这是另外一种文化差异：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为老师做一些事，是表达敬意的方式，不能接受报酬。而西方人则把学术和经济分得很清楚。”刘文嘉说。

　　“老师后来用比较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请我吃饭。”刘文嘉笑道。为了更公平一些，贝淡宁还想出个好主意：教她读英文翻译的《中庸》。很快他们就发现，外国人的翻译存在着很多误解。比如，中国的“诚”，翻译过去成了“创造性的”。“贝老师当然也会赞同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阅读的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也会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最初，当贝淡宁看到学生复印英文教材时会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是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国学生每个月只有大约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用，根本买不起原版书，倘若复印，一本书只需要几美元就够了。明白这些后，贝淡宁干脆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借给学生们复印。

　　他现在已习惯称呼同行为“老师”，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样的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其实是在批评对方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别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中国的教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好像早已成了陈年往事。这就是变化！”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