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语文教材与台湾地区教材对比
再看远的:1983年,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出台报告:《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在报告中提出,“中学英语教学应该使毕业生具备:
(1)理解、解释、评价和使用他们阅读过的东西;
(2)写作结构严谨、有力度的文章;
(3)顺利地倾听并颇有见解地讨论一些观念;
(4)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当我看到第四条时不禁哑然失笑:一个立国不到三百年的国家,严格意义上说都没有自己母语的国家,竟那么郑重其事地加以宣称和强调。但笑罢之后却又肃然:我们自己呢?我们虽号称五千年中华文明古国,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文学遗产又持什么态度?我们在自己的母语教育中把它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把“语文”改成“国文”那么简单。
作为一门课程,教材是根本。教育理念、课程目标首先是通过教材来体现的,而母语课程的教材尤其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教育部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了十几套新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和六套高中语文教材。笔者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套教材的编写。
新教材比之过去,淡化了以往教材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兼顾了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在课程设置上,变化最大的要数高中阶段。新课标将高中语文课程分成必修和选修两大块。语文必修课的学习时间是一学年零九个星期,即两个半学期,共五册教材。学生在必修课学习结束后,即进入选修课程的学习。
但认真思考,这样的设置似乎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我们还是拿台湾地区的教材做一个对比。上面说到,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两种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国学概要》则是供高二文科选修之用,每周两节,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概要性介绍,分上下两册。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选读,与《高中国文》一样,三个学年共六册。也许有人担心,要求现在这些伴随着网络世界和《哈里·波特》成长起来的新新一代,摇头晃脑地去诵几千年前的子曰诗云,会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对他们的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养成究竟有什么好处?
带着这种疑问,我翻阅了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为了便于学生接受起见,这套教材的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排分类。如《论语》一书分为“德行类”、“言语类”、“政事类”、“文学类”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下面,编者又分出若干小标题。如“德行类”下面分“论道德”、“论仁爱”、“论修养”等。“论修养”下面又分出“论好恶“、“论刚毅”等。
这里举“论刚毅”为例。编者选了《论语》中的三句话,如“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每句话后面都有“章旨”、“注释”、“析论”三个栏目,分别对原文加以说明、解释和阐发。
而最别出心裁、也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每“论”结束之后的“问题与讨论”栏目。如“论刚毅”的“问题与讨论”是这样拟的:
1.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2.试举出历史上三位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显然,编者在启发学生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和精神营养的同时,又因势利导地将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进一步思索社会人生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复杂的境遇,懂得如何去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把握坚持与变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生吞活剥。
编者还非常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如“言行”一节,选了《论语》中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一共六条有关的语录,之后问道:
1.“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2.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这样的问题,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立身处世、提高自我修养方面很有价值。最可贵的是,编者并不回避古今之间的碰撞,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审视和理解其价值,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特别值得称赏的是,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都是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更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或者说思考的方向,需要学生在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自己慢慢去“反刍”,去融会贯通,使其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以及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想,也许这就是上文中曾提到的美国《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中所说的——“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教材结构和教材内容,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当他完成三年的学习时(文科学生还要加上《国学概要》),其对母语的了解和掌握,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素养和水平的提升,与我们大陆一学年零九个星期的高中语文必修课相比,会形成什么样的差距?
其差距也许在于:前者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后者显然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