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滇东北一座小城，自2003年始，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外省人。参与其中的人透露，至今，仍然有不少于5万人在这座小城游逛，来到又离开的，则无法统计。

　　所有外省人为一家虚拟的公司而来。种种证据和迹象表明，这家被称为“深圳文斌”的虚拟公司在昭通所做的业务是“拉人头、把人当商品”的非法传销。

　　来自云南官方的消息，像“深圳文斌”这样的公司在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城市不止一家，所破获的案件表明受害人已波及十数万甚至数十万人。

　　前不久，记者深入云南东北，隐身于从事非法传销的人员之中，在线人的帮助下，亲身接触到所谓的高级人员，调查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证据材料。

　　云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的一位办案人员说，所谓的“深圳文斌”不过是一家早在数年前就已经被国家工商总局取缔的非法传销公司，瓦解后分散为无数个支系，在全国各地打着“深圳文斌”的旗号蒙骗钱财。

　　亲朋举家赴昭通

　　“把所有的钱都带出来了，希望能挣到大钱”

　　尹家福翻遍口袋，掏出了103元4角，这是最后的一点钱了，如果他再拉不到下线，如果下线也拉不到下线，他和妻女数天后不得不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

　　“王胜利走一个星期了，该有消息了”，他想打一个电话给王胜利，王是他的上线，“走前已经联络好了一个人，他是村长呢，别人都听他的。”

　　妻子马桂花撇了撇嘴，对尹家福抱有的希望不屑一顾，她昨天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妈说，王胜利在村里名声臭了，人家都说是拉人搞传销，是非法的，都不来了。”王没有回去之前，马桂花曾想动员老母带几万块钱过来。

　　表弟张长生一屁股坐在墙角的被褥上，闷头不吭声。尹家福觉得对不起表弟，是他从几千里之外的老家喊来的，带了3.8万元钱，表弟是他的下线，更不如他，已经身无分文。“除了王胜利那里，还能叫谁过来？”他像是跟表弟说，又像是和另一边的表哥说。

　　“还能找谁？我们认识的人差不多联系遍了，人家都不来。”表哥杨金明接了一句。尹家福从河南省南阳的老家带过来的有10人，都是他的亲戚，挂在他的名下，是他的下线。

　　表弟没有吱声，几个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王胜利是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一个从5月底以来召开了多次的小型会议，地点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珠泉路附近的一处出租屋内，议题为“如何从熟人中拉人过来做下线”。是走？是留？屋子里的人都把脸朝向尹家福，希望他能尽快作出一个决断。

　　尹家福和妻子马桂花是被王胜利一个电话喊来的，之前，他携妻带女从河南老家跑到重庆找生意。“做建材，那是真的做建材生意”，尹在老家一个集镇上开的商店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他在2005年11月关掉了铺面，“把所有的钱都带出来了，希望能挣到大钱。”

　　王胜利突然在年末给尹家福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云南这边生意好做，特别是建材，搞西部大开发，建设形势一片大好”，尹家福撂下电话，带着家人直奔云南东北角这个叫昭通的小城，“从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来了一看，哪里有啥建材？”

　　河南省南阳市一个村庄的一村之长王胜利，朝着翻山越岭投奔他的村民尹家福嘿嘿笑了笑：“这里没建材生意，倒是有更发财的生意等着呢，挣大钱啊，几百万，上千万！多得你想花都花不完。”

　　国家默许的连锁部队？

　　“把大量闲散人员转化成连锁部队，建设、开发大西部。”“我们做的是连锁经营”

　　2006年5月底的一天，尹家福在10位亲朋催逼着他这个“领导”做决定的时候，想听听同是老乡，一位据说已经发了财的人拿拿主意。

　　那人姓吕，尹叫不上他的名字，据说是“高级经理”了。“吃的住的都和我们不一样，住的是专门的经理室。”尹露出很羡慕吕的样子，“他们说一个月至少挣6万。给下面人发钱都是用袋子装现金，每月8日点一次。”

　　尹家福算了算，他如果做到像吕某那样，至少还需要有300个下线。他摇摇头，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无限遥远的数字。

　　昭通市政府侧旁有一个市民广场，图书馆楼下的方舟茶楼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清茶两元钱一杯，满茶楼是操着河南、湖北等地口音的外乡人。尹家福挑了一个位置，静等吕的到来。“他是河南内乡人，听说在家生意做得很大”，尹以他为榜样，“黑白两道都通的。”他听过几次吕的“课”，以吕为老师。

　　那位传说中的吕姓高级经理姗姗来迟。50来岁，河南普通话蹩脚得像是昨天刚学的。“我是被朋友以修建两个标断的高速公路为借口，从老家忽悠过来的。”吕开门见山，不避讳起初的尴尬，“来了一看，哪里有高速公路项目？”13个月前，吕说他在朋友的带领下，听了几天“课”，决定留下来，“这是个发财的事。”2005年5月28日，吕正式加入了“宏大的事业”。

　　“这看着像传销，其实不是”，吕压低声音说，“这是国家为了抵御外货，培养的连锁部队。”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你们看，这是昭通1860发的。”

　　吕手机上的短信内容是：“21世纪，我国已从社会经济-知识经济过渡到智能经济，智能经济中央政府尚未公开。重大原因：一、关于第三次世界经济大战，二、涉及到我国经济平衡发展，三、大量工人、农民就业问题，四、国家治安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必须采取重要措施，封闭西部连锁部队运作的实质性，对内严格培训，对外加强保密！中共昭通市委、市政府！1860转发。”

　　“我开始也是感到晕乎乎的，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吧，我理解着如果是传销，昭通市当地为啥不打击？这里有10来万外地人在这里居住，他们难道不知道？”吕说他在参加高级经理会议时，得知昭通在2003年就已经有人在做这项“事业”了，“最早只有104个人，到2004年8月就发展到了几万人，2005年我来的时候到了八九万人。”2006年初，有3万余人分流到了云南、贵州交界的其他城市，在六盘水、攀枝花、曲靖都有分布。

　　吕认为尹家福应该坚持把这个“伟大的事业”做下去，既发财，又能帮助国家“抵御外货，抵御WTO”，是发财赚钱利国利民的好事。“这是中央政府同意的，让下边在西部暗箱操作的。把大量闲散人员转化成连锁部队，建设、开发大西部。地方政府知道这个事情不打击，是默许的。(不然)这么多人成天在街上转悠，当地政府能不知道吗？”

　　“我们的公司叫深圳文斌贸易公司，是经过国家工商部门批准的”，尽管吕信誓旦旦这项“事业”如何伟大，但他说从未见过公司的任何文件和营业执照等法律文件，也不知道公司的办公地址在哪里，但他深信：“我们做的是连锁经营，不是非法传销，可以叫做直销吧”。

　　穿“天星”牌劣质西服的外省人

　　“我们不卖产品，就是拉人头”

　　尹家福的表弟穿着一件“天星”牌西服，他抖了抖衣服笑笑：“交一份钱就有一套西服，还有一个高级公文包，一条领带，一件衬衣。”一份钱是3800元，但是即便交了10份、20份钱，很多人拿到的也只是这样一套，“其他的都不给了，这一套是行头。”

　　昭通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穿着“天星”牌劣质西服的外省人。每天早上，这些从乡下、小镇、县城来到这里的一群群的人，把西服弄得笔挺，踱着一双沾满了泥巴的、乡镇集市上几十块钱买来的皮鞋，夹着装满了复印来的“业务洽谈手册”，先钻进珠泉路、凤凰山下的一家家街边小铺，花一两元钱吃了早餐，用手抹一下油嘴，昂首出门，这些装着“发财梦”的“老板们”的工作的一天开始了。

　　他们先回到没有床的住处。“浙江人是有床的，他们有钱。”尹家福羡慕地看了看摩托城的方向，那里的出租屋住满了从浙江来的人，他很想弄张床，好让小女儿和妻子不再睡地板，高原小城的天气即使在夏天，夜晚也会冷得难以忍受。

　　“老板们”席地而坐，一般是十个人、二十几个人一组，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从会议开始了，通常，这些人都是一个体系内的。主持会议的人是体系内的头儿或者分支的头。“我也主持过，因为我是我们这些人的头”，尹家福讪笑了下，“其实就是读一遍业务洽谈手册，大家商量下如何把认识的人拉过来。”

　　“业务洽谈手册”详细介绍了如何卖“产品”、积分、晋级。“一份产品3800元，每人可以买10份最多可以买20份，交钱后可以获得一个营业编号”，尹家福说，买多少份下面就可以有多少个下线，“拉来的下线和下线卖出去的‘产品’，都有提成。”整个销售奖励体制被他们称为“五级三晋制”。据说如果能做到最高级别，向公司交3800元钱，就可以领到380万元。

　　他们销售的“产品”其实是人，所谓的服装不管交多少钱只有一套。

　　每个人先把自己认识的人列出来。同学、同事、老乡、一起做过工的人、表亲、直系亲属，等等，有的人甚至列出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然后，每人再把列出的人和自己的关系，所列人的背景、资金实力等一一讲出来，由大家来打分是否向这个人发出“邀请”。“我们每天都要列一遍，讲一遍，重复了很多次”，尹家福说，他后来实在没有可以列的人名单了，因为他认识的人绝大部分在家乡那个小镇上，“我可能把老家上小学的一些孩子的名字也列出来了。”

　　名单被大家讨论，有的被否定，有的被认为可以发出“邀请”。

　　接下来，大家会集体想出一个“理由”，如何能够让理想人选来到这个小城。“做建材”、“修高速公路”、“办厂”、“工厂招工”等等理由被重复使用了无数次。总之，不能告诉真相。

　　越来越多的人被“卖”到了这里。“我们不卖产品，就是拉人头，电脑网络加人际网络，说白了就是融资。像盖房子一样，几个人今年把钱拿给一个人使，明年再拿给另外一个人使。”吕某给尹家福做了他认为的最合理的解释。

　　吕说，他从公司高层那里得到的消息，将来会有产品销售，“我们先把阻挡WTO的人墙做起来，就可以销售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