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主张削权？因为中央政府投资管理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分配不当。上周公布的2005年审计报告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仅审计抽查的122亿元的投资计划，就涉及项目1.3万多项，而其中20万元以下的近20%，事无巨细，发改委都承担着审批之责，要说不出现漏洞几无可能。所以我们会看到，已经要被关闭破产的项目还能安排安全改造资金，初步设计未经批复的项目，资金已经拨下去了。

　　国家发改委司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权责几乎涵盖所有经济领域。好的制度安排应该让发改委腾出手来，专注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战略问题的研究，专注于宏观问题的解决，而非陷入微观事务。惟其如此，发改委才可以置身各种利益之外，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发展规划，并合理运用各种裁量权。

　　但是在现行体制下，发改委却要为大到宏观调控，小到几万元的投资项目负责，客观而论，即使给发改委配备更多的人力，恐怕也难以准确地评估和安排如此浩繁的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年初确定的多项投资计划，到年底也未能落实的原因之一吧。

　　审计报告披露了中央政府投资管理中的七个问题，作为国家投资资金的审批和主管部门，发改委理当为此负责。不过抛开具体案例，是否可以认为，问题虽由发改委而生，但症结却不在发改委。只要权力分配没有发生变化，只要我们仍然把太多的权责压在发改委身上，而不试图为其“瘦身”减压，类似的问题恐难消除。

　　2004年7月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已经把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从那时起，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就在酝酿中，但至今未闻其详。两年中，审计报告中一再提及中央政府投资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应该不是巧合。这或许又说明，摆平利益关系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国家审计署最近的调查显示，很多负责管理全国重要资金的部门，最小的审批项目仅有几万元。为什么这些重要的部门如此热衷于审批？如此看重所谓的主导权？因为资金背后是利益。问题在于，审批制向来难以规避权力寻租，而当部门利益超越于国家利益时，投资效益如何自不用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几个部门会从行政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主动放权、削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官员热衷于“跑部”，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钱进”；而当地方官员拿到项目之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又在复制中央政府的投资管理模式。

　　近两年的审计报告不止一次指出，中央政府投资管理的问题，原因在于有关部委管得太多太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不清晰。我们认为审计报告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最好的解决方式当然是各权力部门自我“瘦身”。如果这种愿望不切实际的话，中央政府应该尽早拿出个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