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不能用汉语简单地讲一下演讲的内容？”

　　6月21日下午，数学家曹怀东在北京友谊宾馆刚刚结束了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英语演讲，申爱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惹来听众一阵笑声和掌声。

　　曹怀东、朱熹平最近刚刚因为完成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而成为公众人物。那天是2006年国际弦理论大会安排的专场报告会，在霍金回答听众提问之后曹怀东、朱熹平出场。

　　申爱华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的博士生，与会场里的许多听众一样，他主要是来“追星”的。由于报告均使用英文，且没有汉语翻译，他说：“估计除了搞微分几何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听众跟我一样也没听懂多少。”

　　“也许因为我的提问，接下来朱熹平的演讲改用了汉语，虽然准备的讲稿还是英语的，但至少这样我能听懂一些。”申爱华说。

　　那可能是这次国际弦理论大会上唯一的一次半中文演讲。对此，有文章评论道：我们当然不能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且中国在向国际化迈进，需要更多无障碍的对话。但至少在本土，在同胞之间，对汉语应有更多的自尊与自爱。

　　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为什么要排斥汉语

　　其实，2006年国际弦理论大会开幕当天，三位科学家(包括数学家丘成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6000多听众的演讲，也都未设同声传译，使用的都是英语，多数听众包括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表示没有听懂多少(这自然有英语水平问题，也有专业水平问题)。

　　从演讲到文本资料，全部使用英文，这在中国承办的同类科学学术会议中并不稀奇，而且似乎很少有人表示反对。

　　早在两年前，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乃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那次会上，倒是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坚持用汉语作报告，成为唯一的“反潮流”者。

　　同年，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也几乎一律使用英文。有经验者在网上透露，在这种国际学术大会上如果你用汉语，会感到很难堪，因为那代表你水平不够。恼人的是，这些会议名称往往还一律冠以“华人”二字。

　　一个使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财并在中国召开的会议，却要一律用英语进行交流，甚至，中国听众连翻译服务都无法享有，岂非咄咄怪事？

　　数学家朱熹平改用汉语演讲后，引起现场一片掌声。为什么？中国人当然是听汉语舒服，在中国土地上面向中国听众演讲，能讲汉语为什么不讲汉语呢？不错，会场中还有部分国外学者，但完全可以向他们提供翻译讲稿和翻译服务嘛！

　　是不是所有的参会者英语都特别好，不需要汉语呢？当然不是。除了那些在国外长期定居者，国内研究人员完全使用外语交流很难做到随心所欲，自然会影响交流和研讨的深度。

　　假设直接参加研讨的大多数人英语都没问题，但这些科学大会难道只是少数参会科学家的事吗？像这样的科学大会当应同时发挥面向公众的科普功能，尽可能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而不只是让圈外人凑凑热闹。倒不是说科学家的报告一定要用汉语或迁就一般公众的理解力，但会议组织者完全可以通过网站、出版物、展览等多种方式提供公众接近科学议题的可能。

　　也许就在这些会议的普通听众中会成长起中国将来的大科学家。

　　那么，是不是用汉语便不能表达会议议题呢？也不是。除了少数最新名词需要直接借用外语外，当代汉语足以表达大多数科学概念和科学研究内容。

　　对于这种科学会议上不使用汉语的现象，有一种惯常的解释：在这些领域领先的工作主要是外国人(常常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做的，所以外语(常常是英语)几乎成了前沿工作者的通用语言，不用外语便无法进入最前沿。

　　这个解释在某些时候或某种程度上也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外语作报告就代表进入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而使用汉语作报告便是落后的。在与外国同行交流时主动使用外语当然可以理解，但当面向国内同行或专业程度较低的听众时，为何不能大大方方使用母语呢？

　　一个领域研究的先进与落后往往是动态的。落后，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落后，也不应当甘于永远落后。在学术研究领域汉语要当多久的弱势语言？当中国最好的科研人员都放弃在专业上使用汉语发言，在科学话语权越来越重要的当代和未来社会，将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的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

　　出口转内销的科学论文和科学报道

　　在使用母语问题上，中国科学家专业文章的写作和投稿也存在类似不正常的现象，对这些不正常现象，许多人皆已习以为常。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研究人员在英国科学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兰花自花传粉机制的论文，为此，深圳当地媒体大肆宣传，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专程登门向科学家表示祝贺，并表示将对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进行奖励。

　　但是有关这项研究的介绍和报道我最早是从国外网站读到的，至今国内网上传播的版本也是从国外媒体上编译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人员拿国内的经费做出了成果，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向国外的学术期刊投稿，而很少记得向国内同行和公众用汉语具体介绍研究成果。国内同行多半要通过购买国外学术期刊才能看到，国内公众则依赖对国外科学报道的编译，或者当科学家所在单位觉得需要向国内宣传一下时才向记者提供一些简单的材料。

　　国内的科研进展通过出口转内销才传到国内媒体，这种事并不鲜见。近年来我一直关注国内外的科学报道，多次遇到类似案例。有时从国外媒体看到相关报道，辗转找到国内科研机构，国内研究人员还拒绝接受采访。他们似乎不觉得自己对国内公众负有传播义务和社会责任。

　　对他们而言，研究做完了，文章在国外期刊发表了，名利双收，万事大吉。

　　因为国内学术期刊水平低，所以高水平的成果都以向国外期刊投稿为荣，若能发表则无上光荣，要专门开座谈会，有关领导要专程登门道贺，发放“红包”。

　　如果这种心态和风气持续一万年，那么汉语学术期刊一万年以后也仍然是低水平的，因为高水平的论文都投到国外期刊去了。

　　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把最好的文章投给国外最好的期刊，几乎是每个人的梦想。他们会请有经验者传授怎么用外语写文章、怎么向国外著名期刊投稿，向《自然》这类期刊投的文章往往要经过语言上的千锤百炼。

　　有人认为，学者在会议上用什么语言发言，用什么语言写文章、向什么期刊投稿，是个人自由。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为了向国外先进学习，与先进交流，学者自然应当掌握好外语、运用好外语，但在使用母语、促进本国公众理解科学、推动本国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方面，学者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义务。

　　比如，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是否中外文资料和服务应该同时提供呢？又如，国内科研人员做出的前沿成果在向国外期刊投稿的同时，是否也应当向国内中文期刊投稿？至少应当以各种方式及时向国内同行和关心的公众报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