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5000元保平安

　　不仅求升迁，还求保平安。杨建国成了手下干部的佛，而钱也就成了拜佛的烧纸。

　　2003年八九月间，城南乡政府在2001年9月时为收农业税非法拘禁群众问题暴露，杨建国非常恼火，要处理原城南乡党委书记、乡长，检察机关也同时介入。

　　当时城南乡乡长是已调任濮集乡党委书记的谷麦，为了避免被处理，他同自己在濮集乡的新搭档张世华商量，一道去给杨建国送钱。

　　张世华正愁要“交结”杨建国而没有办法，两个没出息的乡镇干部一拍即合，给杨建国送去5000元钱。

　　杨建国听到谷麦为了避免被处理的请求，居然当即就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以保护基层干部为名，要求此案不要查下去了。

　　仅仅5000元钱，谷麦就把杨建国给“摆平”了，一起有非法拘禁犯罪嫌疑的案件也就这样胎死腹中。2004年2月，毫发未损的谷麦竟然当上了该县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临时抱佛脚”也获提拔

　　2004年3月中旬，时任和县供销社副主任的骆某到政府办事，因为女副县长李某是骆某妻子的同学，骆某顺便跑到李某的办公室坐一坐。闲聊中，李副县长告知骆某最近供销社的班子要调整的消息，骆某听后便直言不讳地对李某说，自己干了10年副主任了，能不能帮忙给杨建国说说话提拔提拔。李某于是给骆某“指点迷津”：“我也帮不上忙，只能给杨建国书记说一下，你最好自己找他。”

　　此后的一天晚上，骆某从家里带了5000元现金，用信封装好，一个人来到杨建国在该县武装部的宿舍，见只有杨建国一个人在，骆某开门见山自我介绍后，就说供销社的班子调整，想请杨书记帮忙关照一下。杨建国听后笑了笑，打了句官腔：“不知道组织部考核什么情况，到时再说吧。”骆某临走前，将装有5000元钱的信封放在了桌子上，杨建国没有推辞。李副县长也未食言，她向杨建国推荐了骆某，杨建国说：“常委会上研究吧。”

　　令李副县长意想不到的是，事情成功会如此之快。研究人事问题的县委常委会一结束，杨建国就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常委会上研究同意骆某担任供销社主任。两天后，县委组织部通知骆某谈话的当天晚上，骆某又从家中带上5000元现金，再次来到杨建国的宿舍“进贡”。

　　“平时勤烧香”屡获关照

　　骆某采取的是“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平时勤烧香”的长线策略。陈继江就是其中一例。

　　2000年，陈继江时任和县公安局长，按照有关“四长”(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避籍任职的规定，作为和县本地人的陈继江应该交流到外地去，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和县，于是他想到了杨建国。

　　2000年中秋节前、2000年10月、2001年春节前，陈继江三次都送给杨建国5000元，杨建国都收下了。2001年2月底，陈继江感觉时机成熟了，便向杨建国提出想到土地局当局长。不久，组织部门向杨建国汇报人事调整方案时，杨建国就说，让陈继江到土地局当局长吧。同年底，该县土地局和矿产资源局合并成国土资源局，组织部门提出由陈继江任局长，杨建国赞同。自然，县委常委会上也顺利通过。

　　陈继江感激涕零，从2001年中秋节开始，一直到2004年的端午节，先后9次给杨建国共送去1.7万元。而所有这些送出去的钱，陈继江均以各种名义予以报销，自己几乎没有动用一分钱。

　　杨建国忏悔乞求“宽大”

　　在案件的审查起诉及开庭审理阶段，杨建国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想表现得态度好一些，说一些无关痛痒的悔过话，以图得到宽大处理，又时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有罪，我认罪服法，但因我有很多慢性病，这两年身体越来越差，希望法庭在考虑我认罪态度的情况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受贿原因:未被提拔？

　　杨建国的忏悔：在担任县级领导职务之后，我也曾在会议上和私下里经常告诫大家，既不能接受别人的请托，也不能封官许愿，更不要收当事人的钱。但是在任和县县委书记之后，由于在主要领导岗位上担任正职长达10年，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人生观、价值观的认识发生了偏差，遵纪守法的观念也淡薄了。同时客观上也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我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公诉人点评：杨建国似乎要告诉人们三点：其一，他并非天生就是贪官；其二，因为在主要领导岗位上担任正职时间太长却未被提拔，政治前途没有了希望，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渐去接受他人贿赂；其三，其是当今社会不正之风的受害者，他自己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子。

　　春节收钱不算受贿？

　　杨建国的辩解：利用春节期间和我在南京住院、在中央党校学习以及我祖母去世的机会，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的一些负责人来给我送钱，绝大多数没提出任何要求，只说是拜年和看望，其目的我认为是和我联络感情，以便能得到我的重视和关照。

　　公诉人点评：行贿人一般有两种，一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二是平时烧香，临时也抱佛脚。杨建国案件中的行贿人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是由行贿人与受贿者之间特殊的关系决定的，因为来给杨建国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他的下属。在县里，好职位是稀缺资源，只有源源不断地“进攻”，才能保证成功的系数。所以在该案中，呈现出行贿—牟利—再行贿—再牟利交替进行的状态。

　　虽然下属送钱的时候，杨建国并没有封官许愿，但正如他自己在侦查阶段所供述的那样，彼此心知肚明，行贿人看中的是他手中的权力。而在杨建国为他人的经营活动提供帮助的事实中，所有的行贿人无一例外地都对杨建国表明了请托事项。杨建国不仅进行了承诺，有的还积极地进行协调、帮助。

　　一些党政干部在向杨建国行贿的同时，也在大肆收受他人贿赂，如和县历阳镇原党委书记吕常春、和县公安局原局长陈继江等人也因受贿罪受到惩处。而且这些“慷慨”向杨建国进贡的人，其钱财并不是掏自己的腰包，而是慷公家之慨，并且通过虚列相关费用，以假发票在单位报销。

　　家人试图用钱探消息

　　6月23日，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开庭审理的第二天，杨建国原来的属下、亲友等数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杨建国对大部分被控事实不持异议。控辩双方针对部分杨建国所收钱款的性质是非法礼金还是受贿，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认定数额，进行了激烈辩论。

　　合法收入与赃款之争

　　杨建国的妹妹杨建芳在出庭时声称，她从杨建国手中购买的房产，还有杨建国出事后，她为打听杨建国的消息从家里拿出的10余万元等，都是她的财产，结果却被有关部门当作杨建国的财产没收了，她不服。杨建国的大妹婿称，他从1994年开始给杨建国家处理烟、酒等，这些年共出售了五六十万元，这些钱都交给杨建国妻子了。这也应该计入杨建国的家庭收入。

　　是非法礼金还是受贿

　　杨建国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杨建国的部分指控事实认定不准确，特别是一些已经被纪委明确认定为非法礼金的数额，在起诉时按照受贿定性。同时，辩护人指出，杨建国收受的钱款很多是在春节、生病等期间，且一般此时送钱的人都没有明确的请托事项，数额也不大，不是权钱交易，不应认定为受贿。

　　对此公诉机关认为，认定是受贿还是非法礼金，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公诉机关有把纪委认定为受贿的作为非法礼金处理，也有把纪委认定为非法礼金的作为受贿处理，这只有一个衡量标准——以法律为依据。同时公诉机关指出，行贿不是买西瓜，不是在想升官时，给了钱就能如愿。“平时烧香”获取领导好感，关键时候派上用场，是送钱人的基本心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次收钱了但对方没具体请托，就不算受贿。本报特约记者吴贻伙特派记者欧阳毅发自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