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孩李蓉蓉从陕西山区来到北京，借钱报了名却无力支付学费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社会热门话题，也成为出版界关注的焦点。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长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工潮：关于打工族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等形成了一股强劲“农民工出版潮”，并以其扎实的内容、详实的调查，真实反映了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我们不比北京的孩子差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收录了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胡竟《给政府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移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在这里生活，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困的生活。请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的孩子差。”

　　《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的内容是由“北京市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访谈记录和研究报告构成。本书对100例访谈记录进行了极为节制的删节，并统一用“×××口述实录”作为标题，保持了强烈的原生态色彩。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饱含着无尽苦难和心酸。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在给《看看他们》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每个人读了这100个进城农民的故事，心灵都会受到震撼。希望在我们的国家，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进城农民，理解进城农民，关心进城农民，关爱进城农民。期待着在我们国家各种阻碍城乡联系的体制壁垒能尽快消失，农民能充分享受到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农村一些儿童伴随外出打工的父母流入了城镇。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流动儿童近2000万。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夹缝中步履维艰。

　　在北京石景山区的一个垃圾场，《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的作者黄传会，遇到一个来自河南安阳的小女孩。她12岁了，从5岁开始就跟着父母捡垃圾。问她为什么还不去上学，她把头扭到一旁，默默地落泪了。就因为她是农民工的女儿，就因为交不起借读费和赞助费，便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她那挂在腮边的晶莹泪珠，包含着不少委屈和无奈。

　　2003年11月5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在京公布了我国9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此次调查历时1年，访问了1.2万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调查显示：我国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

　　“教育费用过高仍是流动儿童家庭面临的最大困难”。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流动儿童要多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最多的一年多交了2.7万多元。”而农民工是城市经济收入最低的群体之一，三四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只有800元~1200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赵树凯说：“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基础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办学校，却因为乱收费，逼得农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学；而他们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又要被取缔，这等于放弃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赵树凯说。

　　我们不仅出版畅销书，更要出有价值的书

　　《我的课桌在哪里》的责编脚印认为，尽管以前有不少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报道，但是看了黄传会的书稿后，还是非常的震惊，想不到在北京有近三四百所外来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有几十万的农民工子弟在如此简陋、艰苦的环境中求学。这不再是个别现象，已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她认为《我的课桌在哪里》是对这样一个我们所有人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呈现，而且是极其克制的呈现。本书通过深入的调查，全面反映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希望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关注。

　　虽然有关专家、出版社对农民工类的图书评价很高，认为是一类值得推荐的好书，但对这类图书的市场前景并不看好。《看看他们》印刷了2.5万册，《我的课桌在哪里》印刷了1万册，《中国民工潮》只印刷了5000册。

　　脚印也承认，农民工题材的书籍是非常有价值的图书，也是当前社会非常需求的书籍，但是未必能成为畅销的书籍。与这类书紧密相联的人群——农民工及其亲友，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此类书；而富裕的城市市民，不会关心农民工的状况、恐怕也不会购买此类书。只有个别城市市民想购买这类书给自己的孩子看，将这些书作为教育孩子认识苦难的教材。

　　关注弱势群体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和责任

　　黄传会认为，农民工子弟上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上学本身的问题，而且这种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造成的对他们心理的伤害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一位农民工子女在作文中写道：“那几年，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我们的学校老被查封，每次查封，都会来许多警察和干部模样的人，还开来许多卡车，把学校的课桌椅全部拉走。最厉害的是小学六年级下学期那一次，我们刚刚升完旗，随着一声令下，有人封教室，有人搬课桌。校长哭了，老师哭了，我们学生也哭成一团……”

　　顾明是一位农民工的孩子，最初在北京的一所公办学校上学。一次，顾明班上一位同学书包里的300元钱丢了，班主任怀疑是顾明偷的。从那以后，同学们都不跟他玩了。后来，他坚持转学到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这些出版物中不约而同地凸显一个问题：过去，农村孩子失学主要是由于自身家庭贫困的原因；如今，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失学，则让他们自身感受到了不公平。这些农民工子女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却始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得到的只有歧视和偏见，这将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说：“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农民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城市的未来的公民。城市人应该懂得，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记者吴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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