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的中国汇制改革之路,在预防热钱投机、外交关系处理、配套金融体制改革等侧面战场上,一直低调但坚强地捍卫着“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改革方式。
一年“暗战”,不该忘却的纪念。
人民币汇改接近一周年之际,2006年7月,人民币汇价屡次击穿7.99元兑一美元水平。
7月9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出席一研讨会时坚决否认了市场关于“央行将会有新的汇改政策出台”的传闻,表示“此事纯属谣传,子虚乌有”。
但是7月11日,中国海关公布的贸易顺差数据,再一次让市场猜测和预测人民币升值的可能。
已经持续一年的汇制改革“暗战”,似乎没有丝毫降温的信号!
外交战略:不屈从外界压力
7月10日,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宣誓就职,在其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要面对一个棘手问题——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
7月11日,我国海关公布,6月份贸易顺差在5月份的基础上再次呈现高速增长,总额为145亿美元,增幅达49%。
事实上,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一再误认为是,“中国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偏低水平以帮助本国产品出口而造成的”。
而当中国于2005年7月份放弃了钉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体系实行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后,仅过了4个月,七国集团(G7)又认为人民币仅仅升值了0.3%而已。
在2005年9月23日,由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曾用激烈的语调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不力,迂回施压人民币汇制改革;2005年12月,原美国财长斯诺指责中国新汇率体系的实施死板僵硬,“对于汇率灵活性过于僵硬的限制将给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带来风险”。
“将汇率问题政治化并向中国施压,这是美国的‘老手法’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分析说,美国的做法让汇率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国际压力,中国政府以耐心、真诚、求实和战略的姿态从容应对。
如2005年上半年,面对美国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谁也不能在理论上计算出来什么是均衡汇率或合理汇率,而美元、日元、欧元现有的汇率水平未必合理;
2006年4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西雅图出席友好团体午餐会时表示,“中国不追求大额对外贸易顺差,把扩大内需作为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北京会见美国商会代表团时,通过美国商界代表向美国国会以及一些投资者发出信号,中国将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屈从外界的压力,任何压力和炒作,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做法,传递的信息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高度重视人民币汇率问题,一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及地区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出发,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但与此同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独立、自主的外汇政策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的汇制改革不仅考虑国际压力,更要考虑国内压力。
热钱“暗战”:看不见的硝烟
其实,从2005年开始,国际上大量的“热钱”就开始豪赌人民币升值。
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香港自然成为“滩头阵地”。当时的本地媒体曾报道称,热钱导致港银行结余从正常状态的30多亿港元飙升到150多亿港元。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干预活动一直是买入美元、卖出港元,如2005年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曾在外汇市场一次性用美元买入38.22亿港元,之后又购入11.31亿港元。
“这意味着,在两天内,就有近50亿港元的‘热钱’正在撤离香港。”香港信诚证券联席董事连敬涵对此断言。
炒汇只是热钱投机的一种形式,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也成为国外热钱另一主要流入领域。
新加坡凯德置地总裁林明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海外资本介入地产通常有5种模式:成立外资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业务,使境外基金流入境内房地产市场;内资房地产企业“外资化”;非居民和居民个人投资;外资银行信贷;非房地产业外资企业变相涉足房地产经营。”
在此背景下,中国央行采取的针锋相对、步步为营的谨慎遏制政策,突显了汇制改革的稳健风格。
如从2005年7月21日到8月21日,即人民币汇制改革后的一个月内,央行和外管局共发布涉及外汇的政策11项,涉及外汇交易市场、交易主体、外汇衍生品等领域;央行领导也两次对汇改政策作出重要解析。
这些举措有效地抑制了国际热钱的短期投机行为,维护了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截至2005年8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0.0654%,兑欧元累计升值1.92%。
“汇制改革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论。
但是,热钱投机不断旁敲侧击,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像“唐僧肉”一样诱人,汇率升值的压力依然较大。
“2006年1~3月,中国外汇储备增加562亿美元,同比多增70亿美元。根据估算,外汇占款已经占到总货币发行量的70%。央行一直采取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对冲过多的流动性,但是只能冲销其中大约60%。”
2006年7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指出,外汇储备增量扣除FDI和贸易顺差的绝对数额达到18.6亿美元,这个数据通常被视为接近热钱规模的参考指标,这一指标比2005年四季度高4.4亿美元。
“国内部分外汇储备皆来自于具有‘热钱’性质的境内金融机构减少国外资产运作将资金调回境内,或增加国外短期借款。这说明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出现增加趋势。”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监管当局目前正在检讨九八年防范金融大鳄来袭时采取的一系列稳定金融市场措拖是否足够,以配合金融市场最新变化。
“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更宽的区间内浮动有助于威慑投机者以及应对美元供应过量所造成的流动资金过分充足的问题”,巴曙松说,“如果浮动空间较大,汇率存在双向走势,这将给投机资金造成一定压力,资金进出的风险成本更大。”
除热钱“暗战”外,汇制改革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带来深远的影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5年12月2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专访时曾表示,“汇制改革过程还包括金融业和银行系统的改革。”而人民币汇制改革的实施是“很有艺术性的”,包括方案的选择、对影响的分析、对时机的选择等。从这个角度看,汇率“暗战”中的金融体制也是任重道远。(记者唐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