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商馆(18世纪末19世纪初，玻璃画)

　　龙思泰，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领事

　　1754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号商船，在距目的地哥德堡港口只有几百米的海面上意外触礁，“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随之悲壮沉没……200多年后，“哥德堡”号“复活”，再次远航广州。

　　250多年前，广州黄埔古港，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各国商人云集，十三行商贸盛极一时，那些商船上的财富往事，那些中国富豪创造的商业神话……往昔的多少荣耀埋在历史的

　　尘烟中。探求，我们透过那条船的前世辉煌来了解它的今生；回访，我们在古老的广州城中找寻失落的记忆。

　　本报从即日起推出连续报道：寻梦“哥德堡”号。以历史的名义，以友谊的名义，以和平的名义，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过去。

　　在“哥德堡”号抵达前十天，小吴的餐馆开业了。选址黄埔村口，几十米外就是疏浚完毕的码头。餐馆生意极好，顾客多是村民和修葺码头的工人，也有专门从市内赶来先睹为快的市民。旁边是刚建好的夷务所、税务馆。因为太新，这条仿古街道反倒显得有些突兀。但是，村民相信，这些新建筑和即将到来的“哥德堡”号，或许会像300年前一样，将村庄带入一个新时代。至于老房子古街道，村里有得是。

　　的确，就在“夷务所”后面，就是一个古牌坊，上书“海傍东约”，字迹已经斑驳。300年前，当古老帝国“吱吱呀呀”地向世界轻轻打开一个门缝时，第一线光亮就打在此处。这个现在看来悠闲安逸的村庄，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百年的繁华旧梦。

　　秦汉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旺了两千年后，明清之际一度彻底关闭。历史的改变发生在1684年，台湾收复后的第二年，康熙帝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自此，开始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繁华故事。故事的主题关乎财富，主角则是一群商人和他们的行会：十三行。

　　十三行，如今在广州存下来的只是一条路名，这条长不过百米的小路是著名的服装集散地：来自川湘一带的小老板操着各种口音对着手机报账，民工们推着拖车匆匆忙忙地运货。唯一与历史扯上关系的，是路口一尊雕塑：一艘帆船，四个人像，高鼻卷发的来访者与长袍马褂的商人、顶戴花翎的官员，品茶谈笑。

　　银库烧毁，银水顺路淌了一两里

　　“真正的十三行早已不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新说。十三行，首先是一个机构，1686年成立，是清政府认定的专营洋货的行会，半官半商性质。所有涉及洋人的贸易，统统由该行会代理。据广州市文博学会副会长、研究员黄淼章介绍，十三行商馆位置在当今的文化公园到海珠南路一带，濒临宽阔的珠江。从当年专门卖给洋人的外销画中，可以看到其盛况：一排中西合璧的楼房，门前各国国旗随风飘扬，江面上是各种船只，一派热闹繁华。

　　紧邻十三行商馆的是十三夷馆。这是一排欧式二层楼房，中国商人们修建租给洋人的。荷、英、瑞、美、法等国的贸易办事处，在此一溜排开。

　　然而，深宫传出的一道谕旨改变了中西贸易的正常轨道。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关闭沿海各个海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清宫档案称十三行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如此巨额的财富，乾隆怎会轻易放弃！所以，在闭关锁国的大策略前，值得统治者破例的，只有一个粤海关，它造就了广州随后一个世纪的繁荣昌盛。

　　皇帝都不愿舍弃的十三行，该是什么样子呢？1830年，英商在英国下院听证会上表示，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

　　在此做生意比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更方便。

　　因此，每年四五月份，随着温暖的季风和南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洋流，大批三桅帆船陆续到达广州。要躲过好望角的飓风、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还是有更多的船队不断加入这条航线，因为，广州能提供给他们巨额财富。

　　船只进港前，海关的官员们先上船查验。精明的船长会及时敬上一杯酒，或送上一盒刚刚发明的火柴。官员们道声“顺风顺水”，船就可以停进黄埔港了。

　　据李庆新研究员介绍，西班牙人从丝绸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投资回报率有时高达1000%。对于英国来说，从1815年起，仅茶叶贸易一项，就为英国国库提供了10%的收入。而瓷器，在欧洲更是成了时尚的艺术珍品。仅在1753年，英、法、荷、丹麦等国的5艘商船就运回了100万件瓷器。

　　发展一百多年后，十三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之一，广州的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四。十三行究竟藏了多少财富，所有资料上都没有确切记载。不过，能说明问题的一件史实是，1822年，十三行地区失火，库银被熔化，银水顺着路面足足淌了一两里远。

　　温和的“蓝旗国”驶来哥德堡号

　　1732年9月8日，黄埔港的官员们又看见一艘帆船正远远地驶来，船上高高飘扬的是熟悉的英吉利国的米字旗。然而，他们不是来自英国。

　　登岸之后，十三行的巨商们明白了：这个国家叫Sweden，来自更加遥远的北欧。他们把该国翻译成“绥兰”、“苏以天”等等，现在通行的翻译则是“瑞典”。而在当时的广州口岸，人们最简便地称其为“蓝旗国”。

　　“蓝旗国”驶来的这艘帆船叫做“腓特烈国王”号，隶属于该国东印度公司。该国特意聘任了经验丰富的苏格兰人柯林·坎贝尔担任这次航行的首席大班，并委任他为国王的全权代表，负责与清廷交涉。为了躲避可能遇到的勒索、抢劫等麻烦，“腓特烈国王”号在其首航途中，曾经悬挂过英、法、荷等多国国旗。

　　于是，十三夷馆内多了一家“瑞行”。据黄淼章先生考证，瑞行与英国的隆顺行和奥地利的孖鹰行为邻，与广州名刹海幢寺隔江相望。

　　安顿好后，坎贝尔们开始采购。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共计采购的货物有：499061件瓷器，23355件丝织品，633件棉制品，以及2000多箱茶叶。次年1月，从广州返程，9月抵达哥德堡。

　　从此，广州和哥德堡之间开始了长达80多年的贸易往来。

　　1743年，又一艘巨轮从哥德堡起航，这已经是它第三次来广州，却也是最后一次了。这就是被后世广为关注的“哥德堡”号。在经历风暴、海盗和伤病等重重困难后，“哥德堡”号最终没能逃过劫难，在离家不到一公里的海面突然沉没。当时只打捞上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货物。但据说就是这三分之一的货物，不但收回了当时的投入，剩下的钱还足够再重建一艘“哥德堡”号。广州—哥德堡，这条航线的利润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翻遍所有的文献记录，都找不到瑞典对华贸易中存在鸦片交易或其它不光彩的殖民历史。

　　中国富豪的仗义行为扬名美国半个世纪

　　中瑞贸易在很多历史细节上留下了遗存。在瑞典“哥德堡”号博物馆里，至今保存着一幅画像，是一个穿着清朝三品官服的中国人。

　　据考证，这就是曾任十三行总商的潘振承。在18世纪的世界贸易中，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潘振承和其他广州商人，抓住古老帝国打开门缝的短暂时机，一跃而成世界级的富豪。

　　潘振承，名启，外国人尊称之为潘启官。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对他如此评价：“启官过去两年完成了巨额的合约，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力和行为。”潘家的辉煌延续了百年之久。能和其媲美的，惟有伍家。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个中国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国人最陌生的伍秉鉴，就是十三行的行商。

　　关于伍秉鉴，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波士顿商人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7.2万银元的债务，一直无力偿还，也无法回国。伍听说后，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他就把借据撕碎，表示账目已经结清。7.2万元，是一笔巨资，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左右”。此举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世纪之久”。

　　当时，在十三行还能听到一种奇怪的英语。据说，上文提到的伍秉鉴免除外商债务的话就是如此表述的：You an I are

　　No.1 olo flen，you be 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Just now have set tee counter，all a finishee；you go(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吧)。这种奇特的英语，后来被称作“广东英语”，完全是崇尚实用的广州商人自创的，不管语法，只为交流。

　　两次鸦片战争十三行烟消云散

　　然而，这些商人虽说“富可敌国”，但面对国家对抗和战争灾难时，还是显得不堪一击。

　　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如此深远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的商人们也到了退出历史的时候了。

　　1841年5月，英军再次兵临城下。守将奕山无力抵抗，惊恐万状中再次想起了十三行，只有他们能和英国人进行最有效的沟通。

　　最终，英军答应退至虎门炮台以外，但条件是广州一周内交出600万赔款。600万的赔款，十三行出了200万，其中行商伍绍荣一人就出了110万。伍绍荣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80万元保佑洋行生意兴隆，30万元保佑儿子孝顺。谁说广东人不幽默？

　　只是，很快，十三行连这种黑色幽默的机会都没有了。次年，《南京条约》签订，确立五口通商，广州丧失垄断贸易地位。在日益萧条中度过14年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主战场干脆就设在了十三行。是年12月15日深夜，170年历史的商行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世界级的富豪们，连同他们的金银，以及他们创造的那些奇异文化，统统烟消云散了。

　　今天，在海珠区南华西街，还残存有潘家宅第。美国人威廉·C·亨特根据父亲——当年在广州经商——的记载，写下过父亲到潘家的见闻：众多妻妾，“穿着紫、鲜红、梅红、蓝各色华丽的衣服”，有“明亮的眸、极美的手和天然的小脚”。庭院里还有著名的听帆楼和清华池。

　　如今，这座宅第已经相当残破，但细看之下，依然能见到昔日的辉煌气魄，高门大户，中西合璧。其中一个小院还住着六户人家，而这个小院，只是当初大宅的一个小花园而已。六户人家中，其中一家是潘家的后人。86岁的蔡梅是潘振承的第六代孙媳妇，丈夫早已去世多年，和儿子、儿媳、孙子三代守着这残败的老宅度日。

　　龙思泰

　　坚持澳门是中国领土的瑞典人

　　回溯“哥德堡”号及中瑞商贸的历史，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龙思泰，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领事。

　　1759年，龙思泰诞生在瑞典南部林雪平的一个贫民家庭。1797年，龙思泰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于次年远航中国。后来，他留在中国，任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撤出了广州贸易后，龙思泰留下继续做生意，成为一代富翁。

　　1820年，他成为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总领事，在广州度过了数十年光阴，直到晚年移居澳门，从事历史研究。这些著作在他去世后被集书出版，名为《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是研究澳门早期历史的必读著作。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书中秉持了超越其自身民族感情的公正客观，坚持“澳门是中国领土”这一鲜明的学术观点。

　　龙思泰生前，捐资故乡林雪平，创办了一所学校，专供穷人子女上学。这所学校就是著名的龙思泰中学。如今，林雪平市是广州的友好城市。龙思泰于1835年11月10日在澳门逝世。墓身铭文刻着：“这里长眠着瓦萨爵士、学者和慈善家龙思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