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年之内,从一名清洁工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出版社的副社长———可惜的是,这不是一个“有志者,事竟成”的成功之路的典范,而是一个充满荒唐的骗局的故事,主人公沈镇林正在北京海淀区法院接受审判。
骗子的故事很简单,甚至有些老套:高中毕业就偷渡到美国的浙江青年沈镇林,在耶鲁大学谋了个清洁工生计的同时,还旁听该校计算机课。一次网络聊天,认识了当时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的社长,便冒充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社长正为出版计算机方面的书发愁,便“力邀”沈回国加盟,沈偷渡回国应约,并自称有“显赫家世”。不久成为社长助理,进而又被提为副社长。随后一年里,这个副社长就利用虚假出版合同(因为所出版的书都是从网上盗版弄下的),虚假发票等,一口气从出版社贪污了近60万元,败露后悄然出走直至被捕。
人被抓后,沈镇林已经把所贪污的钱“全部挥霍”。无奈之余,只好发问:骗子为何得逞?
骗子之所以得手,是因为这个出版社在两个方面上出了问题。一是引进、提拔人才时,非理性因素压倒制度性因素;二是在业务方面,似乎没有规范的制度。
如果该出版社在引进人才时,有合乎规范的制度,那么必然会对沈镇林的身份、经历、学历等有一套要求。如果按制度办事,从外交部到教育部就有一套认证外国学历的程序,尤其是像耶鲁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的认证,更是有很多渠道(沈的败露最初就是因为同事在耶鲁网站的毕业生名单中没找到他的名字),为什么出版社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无非是因为要么领导对这个年轻人印象很好,要么是因为年轻人头上有着“洋博士”的光环,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无论是因为“眼缘”还是因为对“洋博士”光环的敬畏,反正,在这样的非理性因素作用下,所有的程序和制度已经被抛诸脑后了。在这点上,不是说清洁工就不能当副社长,而是说一切要经过正规的程序。
沈镇林就这样混了进来,不过据说他“还是有点能力”。这“能力”自然指的是出版书籍。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编辑出版了98种书,这多是沈自己从网上下载的资料,而他谎称是自己在耶鲁的导师和师兄的作品。对于这样的重头项目,出现这样问题,可见该出版社在知识产权、书稿质量评审等制度上的建设是怎样一种情况了———当然,也许制度是有的,不过又是因为“耶鲁”的关系,所以就这么放行了。
在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上,制度在人情和盲目崇拜等非理性面前都不堪一击,加上财务制度不完善,骗子成功就不足为奇了———而非理性因素压倒制度的情况,又岂是这家出版社独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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