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北京市卫生局在公布接到的举报商业贿赂电话、信件以及接待群众来访次数时特意强调：“红包”不属于商业贿赂，不在打击商业贿赂及其收缴账户范围内。

　　估计这是一种政策性的说明：奉劝各位，今后别再把红包当成商业贿赂向我们举报了。

　　假如北京市卫生局与法学专家们关起门来，对病人送医生“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课题进行研讨，按理说，倒也没什么，因为来自病人的红包和来自医药、医疗器械厂商的回扣的确有某些不同，进行负责任的、审慎的讨论，是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定的基础。而一旦予以“公布”，也就具有了舆论导向意义，且这种“导向”是自愿的、主动的、有意图的。

　　笔者有一点不解：关于“红包”性质的认定以及归属，既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事关民生的大问题，无论已研究清楚还是尚待探讨，都是一个严肃的、全国性统一的“口径”，怎么能通过一个城市的卫生局出面“导向”全国舆论？

　　“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的说法将营造怎样的舆论环境，并将导致怎样的现实后果，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从原先的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理论、法律“困惑”状态，到“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确定的主流舆论的形成，首先影响到的会是什么？当然是接受红包的医生的心态和行为。

　　虽然官方“一查到底”的口气似乎并没变，但既然红包已从法律(商业贿赂)的“筐”里被挪到了“不正之风”的“筐”里，接受红包者肯定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快感觉。对于“红包”，大多数医生也许并不存在索要，但在病人与医生巨大的强、弱势落差之下，一旦受之者更坦然、更欣然，送之者绝对会更积极、更慷慨。

　　“不正之风”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字眼：回顾以往，整顿行业不正之风“运动式”活动进行过若干次，而实际效果很多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很简单，“风”是一种来无影去无踪、弹性极强、边界很模糊的东西，而对待“风”，能采取的遏制措施无非是批评教育或启发个人的党性自觉、道德自觉，更严重者充其量也只能进行内部行政处理。而医生收红包，无论从收取对象还是负面影响看，都绝对是“外部”的。

　　换言之，尽管红包是病人家属与医生之间愿打愿挨的私下交易，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是相当强的。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医生弄成这样一种形象，把病人和医生弄成这样一种关系。

　　一旦“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的说法经由北京市卫生局而演绎成全国舆论、再由舆论变成全国性统一的法规，有关部门将以怎样的思路、方式遏制和治理“红包”，着实让笔者担忧。(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