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跟张靓影合影让大家看

    新周刊：你的书《像男人那样去战斗》里写到了张靓颖，把跟她交往的前因后果都解释清楚了。

    黄健翔：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给弄成了“绯闻”。过两天华谊兄弟12周年庆典，请我去凑热闹，到时候我就拉着张靓颖一块照张相让大家看看。不就非要弄假成真吗？

    新周刊：如果总结1996年到2006年中国体育解说的历程，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黄健翔：我自己不好说，还是让别人说吧。我就想说那句我从书上看来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就是一片荒地，你怎么开拓都是你说了算；最坏的时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规范、没有规矩的行业。

    新周刊：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看起来越来越像娱乐圈的记者，不是吗？

    黄健翔：我觉得不如娱乐圈。首先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同行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有的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的退役运动员，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写出来了。

    记者票是不能卖的，这次世界杯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中央台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他说自己遇到有个国内记者来采访荷兰队的比赛，聊起荷兰足球。荷兰足球最好看的时代是荷兰三剑客时代，那个人问他，谁是荷兰三剑客？

    这老兄说他觉得很丢人，但是，“这话只能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一说。”

    新周刊：是不是在这个圈子里稍微比别人勤奋一些、努力一些，就会比别人走的更远？需要天分的东西吗？

    黄健翔：我觉得能老老实实做事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在老老实实做事的人里要有一点天分的，才能突出一些吧。世界杯时我长住在柏林，但是在30个比赛日里，我有14天是在德国境内出差的。直到7月5号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才有时间在柏林逛一逛。6月6号到柏林直到7月5号之前，我只认识柏林的火车站、酒店、球场，还有高速路。

　　世界杯就是全民娱乐

    新周刊：你好像不像别的名人那样不接手机？

    黄健翔：是吗？别的名人是怎么接电话的？人家都有助理吧。我没助理，也没什么怕的，只能自己接了。说实话，我们的某些记者还真不怎么敬业。当时我在柏林住着，德国有一两百中国记者，他们都知道黄健翔住柏林，如果真有那么八卦、那么职业，到柏林堵到我们酒店去啊。就算我不肯说话，起码能拍到我的照片，描写真实状况，也是一篇真实的稿子，不用在百度上去扒假新闻了。他们宁可道听途说，把别人的假新闻拿来放大、扭曲，也没有一个来找我。而且我在德国时候用的手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问我到底怎么了。我都纳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我的同事每天跟我一起出入，工作、吃饭，一开始都还挺紧张，到后来大家特失望：“黄老师，怎么也没人来找咱们啊？”这是职业操守问题，网上那好几万条关于我的假新闻也不知道哪来的，真服了他们。

    新周刊：你怎么评价中国的球迷？

    黄健翔：我觉得足球其实就是全民娱乐。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频道的占有率达到70%多，收视率9点几，你能说看球的人都是球迷？有多少踢过两场球，懂足球规则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中国人本来就离体育很远。甚至我觉得，96到06这十年比86到96这十年，中国人离体育更远，因为学校里的体育元素更少了。所以，世界杯的娱乐成分和作用就越来越大了。大家看球就是为了找乐子，放松和发泄。跟看电影听音乐泡吧K歌没什么区别。

    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在世界杯这个时候扮演一种主人翁的角色，去当裁判、当法官，维护所谓的公平公正，好象自己是世界杯道德法庭的庭长，动不动要给别人道德审判。齐达内这一脑袋要让这些人审判，估计直接就给绞死了：“你对得起祖国和人民对你的培养吗？6千万法国人民的目光、期待，国家的荣誉，你只顾自己一时之快……”想着都可怕。

    西方人看世界杯，就是每四年该有这么一个“大乐子”，大家找个狂欢的理由而已。而一些人却要在里面找道德归宿，搞得自己痛苦，别人也紧张。巴西队在法兰克福输给法国队，第二天是休息日，我在法兰克福碰见好多巴西球迷，都乐呵呵的。

　　我没有师傅

    新周刊：在中国，有你借鉴过或模仿过的解说员吗？

    黄健翔：我有很多我尊重的前辈，但是，我没有师傅。我有徒弟，央视的贺炜和东方卫视的周亮。他们都是80后的，这两个人业务都很好。这都是他们尊重我，喜欢我的风格，非要行这个礼，其实也没有师生关系。只不过有时候有些业务上的交流沟通，作一些探讨。他们都要求我做一个正式收徒仪式，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事就一直放下了。在我看来，我们之间就是兄弟式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大哥。

    小贺开始说西甲的时候都是后半夜的比赛，我每天转完德甲、意甲回到家，还要看他说的西甲，一边看一边注意听着。觉得哪里有问题，就用手机短信发给值班的导演，导演看了之后就会通过通话系统跟他说。

    贺炜说的第一个赛季是西甲，也是我们转的第一个赛季的西甲。那个时候皇马群星聚会，号召力很强。后半夜很多普通球迷看不动了，看西甲的都是些资深球迷，都是高端球迷，很挑剔的。小贺能挺过来很不容易，他很勤奋，也很踏实。现在他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节奏，谋篇布局的风格。世界杯的时候应该带他去前方说的，多带一个解说员大家就好过多了，他已经完全可以胜任。

    周亮的天分更好些。01年到02年，上海东方卫视后半夜转意甲的时候，我每次都起来看他解说的意甲，但是还不认识他。后来碰到了东方卫视的领导，我就说你们转意甲的那个小伙子解说很不错。再后来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这个小家伙就跑过来非要拜师。

    新周刊：许多球迷都想问你是怎么做到对比赛的预测那么准呢？

    黄健翔：我们说比赛的过程跟天气预报一样，看着天气跟你说，那是很准的。不过我们预测足彩也经常错，足彩发行都4年多了，我还没中过一次大奖呢。那会儿有足球彩经节目，我们做预测的时候经常被彩友痛骂，当成笑料和反面教材来说。这次世界杯没有太大的冷门，我们这种所谓的专家预测都是从历史、实力、球员的伤病状况来说，都走正路，预测命中率就高，被大家当成笑柄的机会就少了。

    新周刊：点评一下你体育解说的12年。

    黄健翔：其实初期起步是容易的，因为当你还是非主流的时候，没那么多人注意你。这个媒体所说的“解说门”事件，如果不是在世界杯上，而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比赛，风波就不会这么大。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给你一个很大的舞台，如果你没那本事，上去就是“现眼”，而不是“献演”了。

　　  战斗完了得休息

    新周刊：有没有想过归隐？

    黄健翔：早晚会有这一天。齐达内要退休，马拉多纳要退休，贝利也不可能踢一辈子。每个人都会有干不动的那一天，这是自然规律。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做事的方法错了，那我自己可能就会离开。于公于私我都不愿意干一件自己不适合的事情。

    新周刊：你骨子里有躁动和兴奋的东西，你怎么去调节它，让它跟外界的冲突不那么明显。

    黄健翔：我妥协的还是不太够，妥协的再好一点就好了。我对社会上缺乏公德、缺乏良心的事情比较愤慨。比如说媒体造假，这近乎于媒体对个人的一种暴力。然后他们又不用负责任，不用道歉。大众传媒都这样，对社会是怎样的影响？我觉得特别悲哀。(解说门)这个事件出了之后，张斌说了一句话：“这个世道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世道吗，我满心悲凉。”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虽然有我的问题要检讨，出了一些业务上的错误，但是也要看到媒体的恶炒、恶搞当中，有很多实际上是很不道德的，也给我的各级领导造成了很大压力和麻烦。

    你在业务上怎么批判我，怎么骂我，怎么指责我都没关系，你不要编造事实。比如说我“首次面对媒体谈离婚”，这种报道出来之后，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有这种承受力，允许别人议论我甚至胡编，但是你不能把火烧到我的前妻和女儿身上啊？你什么时候采访我了？公然造假啊！

    如果哪个记者敢当面问我说，听说你赌球啦？我就上去大嘴巴抽他。我要是赌球，公安机关就先抓我了，还用你问？编我“首次面对媒体谈离婚”的那个人，我要见着他就大嘴巴抽他。

    新周刊：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黄健翔：我希望能够平静地生活。老“战斗”也不行，“战斗”完了得休息休息。以后再发现一些好苗子，给他们创造机会，带一带，让他们能够多说些比赛。我们以后的转播任务很重，每个周末有十几场足球直播，需要更多的好解说员。(来源：中新网/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