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跟外婆贺子珍长大，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孤僻，等我重新走她走过的路时，我终于明白了。”

　　孔东梅衣着得体，常年穿着裙子，手拎Gucci坤包，脚穿高跟鞋，行走起来，迅疾如风。

　　作为毛氏家族第三代中唯一的女性，孔东梅长相与毛泽东神似。和她外公年轻时一样，孔东梅身材高挑而清瘦；尤其是她下巴上那颗标准毛泽东风格的痣，使很多人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本人特别不能吃辣。毛泽东给她取名为东梅。

　　1972年，孔东梅出生。母亲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把东梅的照片带到中南海给外公看，于是就有了“东梅”这个名字。

　　“梅花是外公最喜欢的花，东方的梅花代表外公心目中的东方女性。”今年34岁的孔东梅充分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

　　名字不仅暗示了毛氏家族的身份，还代表了那位从未见面的外公对她的爱。2001年，孔东梅留学回国后创办了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她告诉记者，自己整天为工作焦头烂额；她要学会如何管理下面的人，也要学会跟员工如何相处；她经常和员工一起加班、一起吃方便面、喝矿泉水。“创业是艰难的”，不过，孔东梅觉得自己很幸运，比起在外公身影下的外婆和母亲，她有了更多的自由。她渴望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8月9日、10日，孔东梅奔波于上海书展和各大书店之间，为自己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签名售书。两天时间，近千本图书从她手中传递出去。

　　我的兄弟姐妹:毛家第三代

　　“今年是毛岸英舅舅去世56周年。5月份，毛家大小40多个人一起去了朝鲜。由邵华舅妈负责，大家集体去给舅舅扫墓。”

　　这是孔东梅第二次去朝鲜，对她母亲李敏来说，则是第一次去朝鲜看自己的哥哥：“在朝鲜，我们见到了除金正日以外的朝鲜高级领导，也感受了整个家族的凝聚力。”

　　“同为毛家子孙，每年和外公有关的纪念活动，全家人就会聚起来，联系很多。”孔东梅告诉记者。

　　毛氏家族第三代共四人:毛新宇、孔继宁、孔东梅、王效芝。孔东梅和哥哥孔继宁是李敏与孔令华之子女。孔继宁的名字，是继承列宁遗志的意思。他们的爷爷孔从洲在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城防司令，是杨虎城的部下，参与指挥了当年“捉蒋”的整个过程。

　　孔东梅的表哥毛新宇是毛岸青与邵华的儿子，毛泽东取名为“新宇”，是毛泽东“要如昆仑山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的理想实现后建立的新世界之谓。

　　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叫王效芝，意为“效法毛润芝”，为三代中最小的一位，比东梅小几个月。“李讷阿姨对他管得特别严格，我母亲对我则相对自由一点”。

　　“平时我们4个人都特别忙。现在我、哥哥、王效芝都下海经商了，毛新宇也特别忙，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只有纪念活动或节日聚会一起，但都非常亲。”

　　对这群毛家子孙来说，成长中的共同特点可能就是严格的家教。

　　孔东梅告诉记者：“母亲总是教育我们不要老记住自己是谁谁的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当年外婆也是这么教育她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孔东梅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母亲李敏到了12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小时候我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后来毛岸青去莫斯科才告诉她。岸青舅舅到儿童院看妈妈，两人坐在礼堂聊天，主席台上挂着有照片，舅舅指着照片问妈妈，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妈妈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岸青舅舅说，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你瞎说，我没有爸爸。后来妈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听说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是这样的吗?

　　外公于是发电报回来，说，我是你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儿，你快回到爸爸身边吧。”

　　因为是名人之后，从小孔东梅就觉得生活总有无形的压力：“每到一处人们很快就认出你是谁，也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被小朋友疏远的经历。”当记者询问目前孔东梅在北大读博士的情况，她却摇摇头表示要保密：“几年前，一家报社记者挨个把我北大的同学和老师家里的电话打个遍，了解我的情况，我不愿意别人再去打搅身边的人了。”

　　在自己的文章中，孔东梅细腻描述了毛家后人生活境遇:“外公、外婆去世后，妈妈状态很差: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药、不看病。夫妻情深，爸爸见劝解无效，便不再多说。那几年他在单位也不顺，于是决定下海经商，所赚来不多的钱，都用于纪念外公的事业。哥哥从南京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即驻外工作——他先是在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任武官助理，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调往我驻英大使馆，远隔重洋，难得一见。这个家于是就剩下我们母女，一如妈妈与外婆相依为命的那些日子。”

　　湖南路262号: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孔东梅的童年和外婆一起渡过，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直到去北京上学。

　　“每当想起外婆，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一支接一支抽着烟，面向窗外，望着远方沉思。”

　　在孔东梅的记忆里，湖南路的童年孤寂而有趣：“外婆不爱说话，身体非常不好，不出门，但是很疼我。院子里的假山、花园是我童年记忆中神奇的所在，春有玉兰，夏有池水，秋有蝉鸣，东有腊梅。外婆不让别人摘，我摘她不管，她还经常让工作人员给我做好吃的。”

　　“据说外婆在庭院里种过菜，养过猪。外婆养猪是为了赚点家用。当时孩子多，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几个，开销大，养猪可以卖点钱。外婆不怎么跟我们讲话，不善于表达自己，很关心人。一个老战友的孩子生病，她会买几大皮箱的东西送过去，送几百块钱给别人。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大的数目。”

　　外婆经常会到江西、青岛，或海南这样的地方去疗养，每次都带着孔东梅。但孔东梅还是很畏惧外婆，她还记得有一次被外婆掐疼过：“我小时候有点怕她。她脾气有点怪，我不能理解，经常问为什么。”

　　“外婆生过六个孩子，大小产十，都在特别艰苦的环境。哪里像现在一个女性生个孩子是多重大的事情。她心里一定隐藏了很多痛苦，孩子死了，丢了，确认存世就我母亲。”

　　“外界常常把外婆描写为性格刚烈、脾气特别暴躁。但想想看，谁碰到这样的事情，谁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谁能承受?”长大成人，孔东梅逐渐理解外婆和她的内心世界。

　　“贺子珍抱怨过毛泽东吗?”记者问。

　　“从来没有。”

　　“她爱他吗?”

　　“是的，一辈子。”

　　贺子珍同毛泽东夫妻10年，按毛泽东的话说：“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一个，年尾又生一个。”幸存的只有大女儿李敏。

　　1937年，贺子珍身负11块弹片离开延安;直到1959年，才在庐山见到毛泽东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外婆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就是哭，她心里一定是翻江倒海。”

　　“她当时去苏联，还是怀着梦想，怀着孩子去的。她一心想治病，学习文化，带好孩子。后来孩子没有了，对她打击特别大。再后来外公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以后就是同事了。”

　　“她一生都在付出。我看过外婆写给外公的信，她说，在苏联的日子，过得比长征时候还要苦。在苏联，外婆和母亲住的屋里，茶杯都结冰。外婆还要照顾岸英、岸青舅舅，虽然不是她亲生的，可是把两个孩子当作一家人，白天洗衣服，晚上要织毛袜子织一夜。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她还伐过木。她觉得毛主席爱她一辈子，她就不会变心。”

　　毛泽东去世一年后，贺子珍就中风了，左侧偏瘫，住进医院，直到死去。“外婆中风那天晚上，她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没有回答，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躺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经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我的心。”孔东梅回忆道。

　　走过外公外婆的路

　　2001年以后，孔东梅开始写作各种关于自己家族历史的书，采访周围亲戚和朋友，越来越清晰知道自己的祖辈走过的历程。

　　“2000年，我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提到很多往事。我一看就哭了，觉得自己作为毛家子孙应该做点什么。”

　　没有看到母亲的书之前，孔东梅跟普通的19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喜欢看电影、喜欢文学，喜欢旅游，喜欢看各种历史书。小时候孔东梅梦想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后，就可以教训别人。

　　后来，她受喜欢俄罗斯文学的母亲的影响，曾经想写小说。孔东梅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大学毕业后，参与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1999年，像大多数城市青年一样，她想出国，就到美国读书。

　　出国让孔东梅感觉自己比以前更独立、成熟了：“留学给了我很多换位思考的机会，人出去了就会有很多体验很多想法，以前不想的事情现在会想一想，会沉淀下来一些东西。在国外这几年让人比较安静，不会去想太多你是什么人的后代，没有特别沉重的思想包袱，这样就放开了。你会想这一血脉传承下来，

　　到了你这儿，你该做些什么，以及你对这个家族有多少了解。你会从一个好像局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我觉得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这时，孔东梅开始听母亲讲述自己的(丁晓蕾整理)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此图片由孔东梅女士提供过去，了解过去一起生活却不甚理解的外婆和母亲，也开始重新走外公外婆当年走过的地方。

　　孔东梅有计划去了湖南、江西、延安等当年外公外婆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除了前苏联，外婆和母亲当年居住的地方没有去过。”孔东梅说，“走过这些地方，我才知道外公的一生都在探索。外公是一个农家子弟，非常非常普通的农家子弟，能够一步一步领导整个中国走到那样一个辉煌的阶段，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事情。在那么苦难深重的民族危亡时刻，他是力挽狂澜的人，要做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外公对我来讲，是一种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感觉。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想尝试看看能不能通过写作来了解。我妈妈的书非常打动我。书里有些内容以前我也听她说过，但是说了也就忘了，并不是特别的细致深入的了解，通过她这本书我了解了外公、外婆、妈妈的一生。特别是妈妈和外婆这两代女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这样一个特殊的伟人背后，非常不容易。我就想，到第三代女性这儿，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庐山，孔东梅遇到接待过贺子珍的庐山招待所所长彭毓炎。他告诉孔东梅很多历史的细节。

　　“你外婆抽烟很凶。1966年，一个晚上抽两包，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还有，她对你外公感情很深呀，当时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报纸上不是有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她晚上不睡觉，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手在照片上的主席脸上慢慢摸呀、摸呀..”

　　在自己的书中，孔东梅提到了外婆晚年孤寂生活的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了‘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第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外公去世时，我才四岁多，随后也被接到北京去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守灵。当时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会把眼前长眠的老人与自的亲人联系起来。但是妈妈说，我那天哭得昏天黑地，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

　　“全国人民都哭了，可是外婆独独没有哭，异常冷静。”

　　“小时候，我跟外婆长大，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孤僻，等我重新走她走过的路时，我终于明白了。”

　　“我不像外婆和妈妈是那种焦点人物，分分秒秒都在别人的目光注视下生活。我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我幸运的一点，就是比她们有更自我的空间，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可以选择创业，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像那个年代。”对于自己目前的状态，孔东梅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