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发起人之一的老聂说：“我住手了，不抓了。”本报记者王春胜\图

　　资料图片：反扒联盟成员向居民传授防盗知识

　　郑州民间反扒联盟陷入神秘DV带曝出的诚信危机：成员被指偷盗、领头人被指分赃。遭遇诚信危机之后，继续抓贼还是偃旗息鼓？这些问题对民间反扒联盟来说颇为尖锐。

　　［爆冷］反扒者被指行窃

　　上周，一神秘人物向省会几家媒体提供了数盘DV带，并据录像带里一个盗窃自行车人出现在反扒联盟成立大会现场的场景，认为郑州反扒联盟有成员参与盗窃自行车。

　　郑州反扒联盟发起人老聂说，联盟成立时，那个人想加入，他没同意。有活动时，是那个人听说后自己跟上去的。但另一位联盟创始人说：“加入大概十几天吧，我们觉得他人品有问题，就把他开了。”

　　还有一盘DV带记录了骑电动自行车的老聂与另一男子从路边的一个小孩手中索要到一个红色物品，并当街翻看。“我的电动自行车去年就丢了，怎么现在拿出来说事呢？”老聂说，那时候联盟还没有成立。

　　［联盟成员］“没清白还凭啥上街抓小偷”

　　“我现在看见小偷腿都是软的，”老聂说出了这事以后，他在火车站看到两个小偷在几个旅客身边转悠，刚想上去提醒，这两个小偷却对他说，“你又管啥闲事呢？报纸上都说了，你不是好人，我们都看到了。”

　　老聂自十年前走上义务反扒路后，他抓获、教育小偷1500余人。按照过去的媒体报道，老聂被小偷恐吓过，被窃贼打伤过，手腿留下不少的疤痕，但这一切都没能让老聂住手。不过，今天的老聂突然表态：“我住手了，不抓了。”

　　老聂神色黯然地说：“没清白还凭什么上街抓小偷啊，联盟的工作只有先停着了。”

　　“大家抓贼的劲头都小多了”

　　“我们当然还在抓。”面对抓贼是否仍在继续的质疑，联盟的周峰如此回答。

　　但周峰又说，联盟成立不久就遇见这样的事，很受打击，大家伙抓贼的劲头都小多了。

　　据周峰透露，他们一有机会就劝老聂回来，继续抓贼。“毕竟，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就影响我们走自己的路。”

　　尽管周峰豪言壮语，记者还是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反扒联盟的工作其实已很少开展了。周峰也承认，只是在有时间的时候抓贼，大多数时候，帮着媳妇做点小生意。

　　“反扒联盟成立没多长就名存实亡了。”相当长时间内与反扒联盟有密切联系的一位市民说。

　　这位市民的话在老聂那里也得到证实。“因为注册资金达不到民政部门要求的3万元，联盟一直没得到民政部门的许可。”自从绿城广场活动后，反扒联盟一直没举行大规模活动。

　　在老聂记忆中，正经八百的“联盟作战”只有一次，在西郊发现一个较大盗窃团伙，联盟七八个成员联手“端”了它。

　　［深读］“栽在了诚信问题上”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联盟刚成立时，曾盛赞这群人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市民小尹用这样一句歌词形容自己的心情。

　　早在反扒联盟成立时，河南宇发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晓忠就表示，民间反扒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关键是在执行过程中易触及法律。

　　龚晓忠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反扒联盟“居然栽在内部存在盗窃行为问题”上，这实质上是诚信问题。

　　“可以说，联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怪胎。”龚律师认为，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群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人，运作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民间社团，这本身就是一件怪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种公益性的民间社团称为“草根组织”，这有两种含意：一是指它是民间组织；二是指这样的组织太多了，不计其数。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郭振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全国有很多这样的组织都面临经费奇缺、难以为继的问题。

　　“与政府监管缺失有关”

　　在郑州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明锁教授看来，民间反扒从本意上说是为群众做点好事，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缺少政府监管不无关系。

　　“结社、形成民间组织应经过民政部门批准，否则就属非法。”张明锁教授表示，民间反扒联盟之所以未能通过民政部门审批，与民政方面“三万块钱以上的注册资金，固定的办公场所”等要求不无关系。

　　“尽管学术界一直认为，国内公民社群关系发展不起来和注册门槛太高有关系，但民间反扒这样的联盟却还是必须经过审批，甚至由政府部门监管的。”

　　张教授说：“几年前社会上兴起的讨债公司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刚开始大家并没怎么在意，到后来不是全部取缔了？” (记者龚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