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几部影响范围广、搁置时间较长、争议较大的经济大法被提请审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举行注定备受瞩目。几部经济大法之所以久拖不决，背后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关键原因。事实上，近两年来，围绕几部经济大法的立法过程，审议推迟和背后博弈的声音从未间断。几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记者：在利益博弈进入立法层面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协调机制，确保各方权益，加快立法进程？

　　秋风：几部法律的立法进程不顺，归根结底是权力分配问题。几个部门的权力之争无法解决，导致法律在相关问题上含糊其辞。事实上，权力与机构问题，本来应当是通过法律来解决的。只有通过立法授予，这些机构的权力才是合法的。但长期以来，法律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导致机构设置欠缺深思熟虑，随意设置后又随意撤并。正确的立法程序是，把各种能够想到的问题都想清楚了，找到解决方案，再去立法。否则，如果勉强立法，会使法律丧失权威性。

　　记者：西方国家在立法博弈中，有无哪些值得借鉴的加速进程的立法智慧？

　　江涌：加速我国立法进程，在某些领域，可以借鉴西方经验。西方立法属国会立法，国会掌管预算审批权，每年有固定专项预算供国会成立相应立法委员会。同时，每个国会议员都有一个为其服务的几十人的专家智囊团。通过国会议员们的反复听证和辩论，往往能够比较快地进行立法。这些智囊团的费用支出也由国会承担。

　　我国当前的立法，85%以上是中央政府的部门立法。各部委拟定草案时，很容易把各自的部门利益塞进去。同时，国务院法制办与各部委同属中央政府领导，彼此间制衡不够，难以对法案进行公正客观性的衡量。

　　要加快立法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很重要。西方通过诸多巧妙的体制设计，用固定的公共财政来保障立法等公共职能的实施。我国政府拥有的审批权仍然太多，各部委往往集监督和管理职能于一身。当前，政府部门监管职能的分离虽已起步，仍须不断加强。

　　俞光远：立法工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现在之所以是部门立法，也因为各部委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人大。例如，财政部有3000人，人大预算工委才20来人，预算工委法案室更是只有几个人。在编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法案室要起草财税方面预算、会计、审计、国债、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等十大方面的法律草案，精力肯定不够。

　　史际春：法治是社会成员在竞争与合作，即博弈过程中，形成普遍的公平正义观和相应的规则，并得以普遍遵守和实现。譬如《物权法》和《国有资产法》的制订，其实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和《民法通则》，有了保护公有和私有财产的法条，缺乏的主要是“财产权神圣”的普遍法治精神。

　　西方国家大多没有制定什么《国有资产法》，但国有资产都保护得很好。我们想打造“硅谷”、引进“硅谷”的法律；结果发现“硅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律。在“硅谷”，哪怕是只有两个人的小公司，只要出现会计舞弊等问题，一个电话报警就能解决。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或者即使警察来了，但“打点”他的费用比他能追回的财产还要多，那么纵有《物权法》和《国有资产法》的法条又有何用？

　　记者：相比于立法的“事前”博弈，利益集团怎样利用立法的“事后”博弈来发挥其作用？

　　王水雄：制度、法律确立后的运行过程中同样存在利益集团的博弈。某一制度或法律一时之间可能通过了，但是随着对这些制度和法律进行体验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更大范围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可能会行动起来，开始“事后”博弈。他们要么“变通”地执行制度与法律，要么激烈反抗。

　　这可以说是那些立法博弈前期没有发声的利益集团，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独特方式。这也意味着，从不同利益集团来看，存在一个对法律制度的适应问题；从法律制度本身来看，存在一个要随时调整的问题；从官方角度来看，存在一个对制度运行效果的评估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立法博弈变化，大致可以从信息和博弈主体的地位结构的变动来说明。整体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立法博弈过程中信息的公开程度在不断加大，博弈主体之间地位平等性也不断增强。

　　这种变化说明，立法过程中或者说制度制定过程中，尊重各利益集团的自主地位，提供其发言的平台，对他们的利益表达采取疏导而不是堵截的方针，会更有利于法律和制度一旦确立之后的实施与运行，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减小因为“事前”博弈的不均衡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乃至突发性暴力事件。(王永强)

　　俞光远全国人大预算工委法案室主任、反洗钱法起草工作组组长

　　史际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秋风九鼎公共事务所

　　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