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视角的交叉点
牛军
对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和教训如何评价,国际国内都有很多看法。我的看法是,应该从两个视角上,找一个交叉点:一个视角是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时候,面对的整个世界的时代特点是什么,这个时代要求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领导人,最善于去处理本国的外交关系;另一个视角是看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上,中国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要求是什么。

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独立研究和判断国际形势。 (来源:《世界知识》杂志)
这两个视角的交叉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它的建设过程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特殊阶段。它要清理1840年以来遗留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困难,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甚至需要继承的问题。但在革命刚刚胜利的阶段,人们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去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当时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个国家要获得安全、外交政策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认同,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个政权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它面临的外部环境就是冷战,而中国当时的任何对外政策,都要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去思考、制定和选择。中国的任何外交问题都不能放弃对国际政治格局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冷战爆发和新中国成立,这就构成了认识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影响的交叉点。中国历史的转折,正逢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的开始。历史给毛泽东的就是这样一个舞台,他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的能力、个性、魅力,也在此暴露他的缺陷。
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
在这样一个时空交叉的舞台上,毛泽东在外交上的很多作为和决定,最突出的一点到现在都能经常感觉到:他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使这个民族知道要自尊。毛泽东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鲁迅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反思。毛泽东说,在鲁迅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人的奴颜媚骨。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情感不容置疑,这种情感是由衷的,是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美,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热爱。从他的诗词歌赋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她的芸芸众生,都是用非常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的。在这样的感情下,从抗日战争开始,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塑造中国人民的全新的心理状态,要中国人民带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应对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曾做过一次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中国的时代问题、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和他对坚持抗战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基本信心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其中讲了这样三句话:"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回头来看,我们现在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根源还是在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那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思想中产生出来的。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能不能打胜,应不应该坚持抵抗?当时有很多人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是像毛泽东这样说得如此简练而完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支持他进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基本信念,是出于对这个民族的自信。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当时人们纷纷议论原子弹的威力,延安的报纸也有报道,毛泽东对这样的报道不以为然,他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人心向背。毛泽东决非不知道武器的重要性,否则建国后也不会有一定要搞两弹一星的计划。他在1946年又专门和美国记者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在他看来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他为什么这样讲,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太理解了。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得非常透彻。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是否进行反击,对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能不能提、应不应该提,还有不同意见。因为蒋介石是二战时各大国都支持的合法政府的代表人物,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完成一场社会改造,还会颠覆整个东亚地区美英苏几个大国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确立的格局。要推翻蒋介石政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的国际秩序。
当时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毛泽东当时就说,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仗打了一百年都打败了,所以一提到外国干涉就害怕,精神不解放。他说苏联也有这个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烟卷,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主要是指苏联不支持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也不积极支持。他就说南斯拉夫的铁托很了不起,南共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他说在中国要想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就是不能怕。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要继续,要办革命的外交,首先就要精神解放,从一百年的耻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要相信自己的事业,要相信这个民族和人民能创造奇迹,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对于理解毛泽东来说,这些话就像是一个钥匙一样。只有理解了他的这些思想,才能理解他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建国后不久,他为什么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欺侮,他就是有一种不服气,他带出了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现在充满了自信。比照此前中国近代的历史,看看那时候外交的样子,就能理解精神解放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仍然用100年来记忆的眼光看待她,认为她是积贫积弱、不堪一击,面对外来压力从来不敢抗争。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找印度大使转告美国说不要过三八线,否则我们就要管。杜鲁门却说这是共产党人的讹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却拿话来吓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边界问题上打了不少仗,可以说毛泽东由此给全世界树立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华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惜使用武力。对中国的这种意志,后来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的很多精神遗产和当时通过牺牲获得的成果。当一个国家树立了威信以后,这种威信就是无价之宝。毛泽东给这个民族带来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际形象,这一直是我们处理很多外交问题的基本根据。别人知道我们不好惹,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1949年前则不是如此,那时候谁都可以欺负中国。
我觉得,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这一系列军事上政治上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以及与苏联的对抗,毛泽东把他的那种精神气质带给了普通大众。有人问志愿军战士怕不怕原子弹,回答是不怕,问为什么,回答是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我们就不怕。那种精神力量是非常直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精神状态,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一步不让。当然还要承认,这里面也有美苏对抗、相互制约的背景,中国有回旋的余地。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有人说毛泽东不理性,他确实有不理性的时候,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不理性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