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他也曾有三起三落(一)

　　孔东梅：不再神化外公

　　本刊记者/张凡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我想把更真实的毛泽东写给人们看。”

　　“我不想再写一个神化的毛泽东。”孔东梅笑着说，作为毛家第三代中的唯一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传播“新红色经典”。孔东梅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其母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确认幸存的孩子。

　　最近，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是孔东梅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都是以第三代人的眼光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书里的事不断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毛泽东。

　　王海容开口讲毛泽东的故事

　　这一次，孔东梅和王海容聊的虽然是毛泽东的外交往事，但是关于毛泽东的感情和性格，孔东梅更为关注。 “孔东梅出书讲述毛泽东的初恋故事”，更多的报纸把这样的标题留给了这本新书。孔东梅说：“我不是刻意地关注外公的隐私，但是关于他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知道。”

　　让王海容开口极不容易，作为毛泽东的侄外孙女、中国唯一女性副外长的王海容，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但是文革后即赋闲的王海容却很少在公众前露面，也极少谈起过去的经历。

　　“我常劝她自己写一些东西，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孔东梅对这位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表姐很是尊敬，她们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孔东梅最初希望王海容能自己动笔写回忆录，但在孔东梅看来，非常慷慨大度的王海容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相当谨慎。

　　或许是因为在政府任职，王海容像拒绝其他人一样拒绝了这个小表妹的请求。经历过文革前后的大起大落，王海容不愿意再多说什么，孔东梅则认为她亲历了太多的历史时刻，如果不写出来就太可惜了。

　　去年，王海容正式退休。孔东梅再次劝她写点东西，经不住孔东梅的再三劝说，王海容开口说话。

　　“当然，聊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大家熟悉的就不写了。”孔东梅说，她自己最关注的是外公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作为伟人的另一部分的情感。所以在这本书中有了“毛泽东的初恋”这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王海容对孔东梅说，你不是想听个故事嘛，我就给你讲一个从来没听过的。毛泽东在16岁时喜欢上了一个远房表妹王十姑。但后来让村里算命的人一算，八字不合，这段初恋无疾而终。在王海容面前，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还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

　　“外公16岁时有段美好的初恋，可惜最后没有结果。我写这段故事，是想通过它来反映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告诉读者，毛泽东也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孔东梅说，在和王海容聊天中，有许多这样真性情的故事让孔东梅感动，她说在这些小事情上才真正的体现了外公的人格魅力。

　　在国外重新认识外公

　　孔东梅说，自己是到了国外，才真正开始“认识”外公毛泽东。

　　在此之前，她虽然知道自己的外公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但是从来没有试图想去了解这样一个外公意味着什么。

　　1999年，已经工作三年的孔东梅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当时的孔东梅还非常单纯，尽管之前也出过几次国，但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出的经验。

　　第一次去的时候，孔东梅带上了她的全部家当，什么被子、枕头、衣服架子都带着，最后装了满满四个大皮箱。然后她一个人拎着四个皮箱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初到美国，先住到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开始找房子。前六个月，搬了四次家，每次孔东梅都得提着她的四个大皮箱。在最初的两个月，孔东梅特别想家，她说三个月的时候一定要回去。

　　在这段比较苦闷的日子里，国内的朋友给他寄了很多关于外公毛泽东的书。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孔东梅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使自己安静下来，不去考虑自己是谁的后代，而有时间想想将来要去做些什么。她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明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观念上来看待外公毛泽东。

　　在出国之前就有创办公司念头的孔东梅决定回国创业，她把外公“菊香书屋”的名字用来作为自己公司的名字。

　　人性毛泽东

　　有一些号称“红色经典”的书籍在市场销得不好，甚至有滥竽充数之嫌。孔东梅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她认为，人们不会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后人就来买她的书。“不是从‘毛泽东’换成‘我的外公’就可以了。”孔东梅说，更重要的是真正地写出人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

　　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孔东梅给自己的公司定位于传播和推广新的“红色经典”。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给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孔东梅说自己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也不会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再来塑造高大全的毛泽东。她说：“我想从第三代后人，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希望呈现一个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毛泽东，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过去的历史，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来发现他们身上那种温暖的人性。”

　　《翻开我家老影集》是孔东梅的第一本尝试之作，在她的追述中，让更多的人知晓了毛泽东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和人生历程，其中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的故事更是第一次为人所知。让孔东梅意犹未尽的是，这本书里关于外婆贺子珍的故事有很多还没讲出来。她的第二本书《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诞生了，站到后代的角度上，她把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讲述重新还原，讲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爱情传奇。

　　“现在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好奇，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人却很少。”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做时，孔东梅经过一翻深思熟虑。在美国，她看到年轻人会去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林肯纪念碑凭吊，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上座率都非常高。孔东梅觉得红色经典的传播也应该有一些时代的东西，用现代的观念、文化的角度来关注红色传统。

　　她说，我希望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但不是简单地宣传谁是英雄，谁是好汉，谁是伟人，而是讲给他们更多真实的故事，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历史。

　　“老百姓希望毛家人多写点东西是一种朴素的愿望，但我不希望再塑造一个神化的毛泽东。我觉得买书的人主要也不是看孔东梅，而是希望看到毛家后代的成长。”孔东梅微笑着说。在孔东梅的计划里，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外公毛泽东，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过去。她说，以后不会局限于只写外公，外公他们那一代人可能都会是她关注的对象。

　　吴连登：给主席管家

　　特约记者/欧阳海燕本刊记者/陈焱

　　“主席的家好管也不好管,即便是精打细算也常常让人捉襟见肘。”毛泽东最后的管家忆往事

　　吴连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从1964年开始，他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把这位伟人的遗体送到纪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颐年堂，作为一名普通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他19岁，是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毛头小伙。第一次给主席端水，吴连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点颤抖。“因为兴奋和紧张，跟主席的第一次简单对话并没有出彩的地方。”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吴连登至今说起这些都神采飞扬，“我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主席为什么会挑我去给他管家，我到现在也不很清楚，我也没问过。”

　　忙碌的管家生活冲淡了吴连登初入毛泽东家的好奇心，但那些难忘岁月里的往事却让这位年逾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辈子难忘。

　　新华门影壁题字的由来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它又是什么时候被刻上去的，关于这些，知道的人不多，媒体也少有披露，吴连登认为把这个来历告诉后人很有价值。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多次跟我提起这五个字的由来。”吴连登回忆说，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入驻中南海，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很多砖墙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初的外貌，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深灰色的砖壁，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四个角上刻着花纹。

　　“1961年的一天，主席和汪东兴乘坐前苏联赠送的‘吉斯’防弹车经过新华门，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门口的影壁是不是考虑给它用起来？’汪东兴当即说好，就写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写上‘艰苦朴素’。毛泽东问汪东兴‘写我的话好吗？’汪东兴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点点头，示意同意。”吴连登回忆称，随后，汪东兴安排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人负责此事。不久，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便出现了毛泽东体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至今已45年。

　　“给主席管家，好管也不好管”

　　吴连登到毛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清理书房，收拾收拾衣物，再就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一想起主席家的仓库，我就难受得想哭。”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

　　吴连登1968年正式担任毛家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他管的范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还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据其介绍，毛泽东的工资原为一级，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就提出来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变为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这个数目都没有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毛泽东和江青每人一本细账，他们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好管也不好管。”回想当年在毛家当“财务总管”，吴连登的记忆里至今仍是一本清楚的账。“说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钱怎么花。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每月15元，后来加到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主席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交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300元。此外，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每个月烟钱至少几十元，茶叶支出也要30多元。这些钱全部都要从工资里支出。也许一般人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管家的都要去结帐，我们也都为维护主席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严格按要求去做，不落一毛钱。”

　　即便有一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当时的毛泽东家也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提起毛泽东的稿费，吴连登说那也是不能随意支配的，“主席说，我的稿费是人民的，不是我的，最终还要用在人民身上”。但是一年中也常常有那么一次，吴连登请求从主席稿费中支出一些钱作为生活补贴。支出稿费要经毛泽东批准，吴连登必须拿着主席的签字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出钱来。

　　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着勤俭的普通百姓生活。他没给儿女留下一元钱、一垄地、一间房子，临终时他的全家生活费只有几百元钱，最后也都上交给国家。

　　“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毛泽东对于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一直跟随他身边的吴连登评价：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浪费。

　　“一次吃饭，主席夹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我说‘主席，不要了’。主席马上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农民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不是一粒饭的问题，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主席爱喝猪骨头炖汤，五六斤的猪骨加上一只三四斤的老母鸡，汤可以做菜，也可以调汤。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头上的肉，鸡拿出来炸成香酥鸡，孩子们回来就可以美餐一顿了。如果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卖了，拿回来钱收到账里头。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吴连登回忆说。

　　毛家家规很严，就是不能搞特殊。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江西省委送来了一条六七斤重的娃娃鱼。吴连登说你们不要给我了，主席不会吃。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心意，让吴连登给毛主席做着吃。因为东西特殊，吴连登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放了它。他说娃娃鱼是在山沟沟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稀有动物，不能吃。

　　而这一点，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江青也不能例外，“江青怕胆固醇高，吃鸡蛋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做饭师傅把蛋黄留起来，等李讷来了，拿它给李讷炒饭吃。”吴连登澄清说，“事实上，江青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享受，主席对她限制很多。过去的一些不实报道把主席太过神化了，同时也把江青妖魔化了，说什么江青用牛奶洗澡，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家里人都不够喝，怎么可能这样浪费呢？江青最贵的化妆品就是一瓶外国发胶。”

　　“孩子们一个星期也只能跟主席吃一顿饭，平时只能吃食堂。主席说，这是个待遇问题。他们大灶上吃饭也是我掏钱，可在我这吃就不同了。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他们无权享受。”吴连登说，平时外地给主席送来的少量土特产，主席也都是叫他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没把这些东西送给江青，也没有送给自己的孩子们。

　　毛泽东家里有一辆二六自行车，天津自行车厂送的，工作人员建议给李讷骑，可是毛泽东说不行，这辆自行车只能工作人员用。李讷的自行车是主席自己掏钱买的。“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吴连登说，“他们时时处处维护主席的形象。”一次李讷去西楼看电影，走进西楼发现自己没带钱，转身又出来。工作人员认识李讷，示意她进去，李讷不肯，最后打了个“欠西楼两毛钱”的欠条，第二天就把钱还了回来。

　　曾经发生在吴连登去毛家前的“毛家整风”事件，对吴连登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明白即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不能打着主席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吴连登说：“主席曾说‘我能做到，你们必须做到。我是主席，我就不能穿补丁衣服吗？我们家里用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能少。我毛泽东不贪、不占、不受贿，不白吃、白喝、白拿。’”

　　吴连登说，自己在主席身边工作12年，学到最多的是勤俭，“我一辈子都信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