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审计署公布的42个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中，多个部门违反财政纪律，违规为部门谋取福利的现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焦建国博士认为，违规成本小，但收益大，是导致违规谋取福利的直接原因。

　　焦建国说，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如果违规的成本要比违规的收益低得多，那么违规会变得有利可图。他注意到，国家审计局每次进行审计时，审计对象都会出现问题，没有不出现问题的部门，有的只是问题的多少或程度的轻重，有的部门甚至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同类问题。

　　“虽然多次掀起审计风暴，但结果往往是犯而少罚，违而不纠，有的即使进行了处理，也往往只针对部门而非个人。由于违规的成本低，被查处的概率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大，所以许多部门也就无所谓了”。

　　南京审计学院教授乔春华也认为，花国家的钱给自己办事，是国家利益部门化的重要表现。

　　乔春华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曼有句名言，说的是关于花钱的4种模式：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最为经济；用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用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最为浪费；用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最不负责。现在这些部门就是在用国家的钱给自己谋福利，实质上是在侵占和挥霍国家财富，这些人将国家的利益视为自己的部门利益，将国家利益部门化。

　　南京审计学院齐兴利教授认为，福利腐败往往也伴随着个人腐败。一个部门违反国家政策为职工谋福利，决定权在领导，最大收益权也在领导。如某些部门违反财政纪律为职工购房，分房则往往按照级别来定，最后分得面积最大、方位最好、条件最优房产的人，一般都是部门的各级领导。“福利腐败说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领导之所以愿意为职工谋福利，目标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现有的制度还难以让这些部门明白：钱并不是你的

　　近些年来，审计风暴一度激起了极大反响，这种反响也让违规部门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按常理而言，在这种压力下，违规现象应当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但奇怪的是，事实并非如此。2003年的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资金建房后，这几年审计报告中违规动用资金买房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齐兴利认为：“审计只能将问题揭露出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再三出现问题，只能说在政策制定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和约束机制，而在执行上，也出现了惩处不力的问题。如果对于部门违规谋取福利加强制度约束和惩处力度，可能情况会好得多。”

　　乔春华也认为是管理制度上出了问题，“现有的制度还难以让这些部门明白：钱并不是你的，你只是管理员，无权拿这笔钱为自己谋福利。没有切实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这些部门还要将他们手中掌管的钱视为自己部门的钱，并认为自己有支配权”。

　　焦建国认为，花公共财政的钱，部门应当编制独立的预算，明确责任主体，并对责任主体进行监督。“现在的情况是，部门预算在形式上有，但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就比较虚了。目前在制度设计上最大的漏洞在于，决定财政分配的公共权力缺乏制衡”。

　　应引入更多的约束机制

　　焦建国说，现在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从显性的工资和福利来看，并不高，在社会上处于中等水平，但一些部门公务员的隐性工资和福利却大得惊人，甚至他们平时过日子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每年有这么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根本原因，他们追求的不是显性待遇，而是隐性福利，比如买房子的福利等。

　　焦建国说，现在有人提出了高薪养廉的建议，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即使工资足够高，也难免出现违规谋取福利的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资高低，而在于公共资金是否得到了有效监管。如果单纯涨了工资，但制度上没有进一步完善，这些部门仍然有足够的动力去动用公共资金，为自己谋福利。

　　齐兴利认为，中央部门掌握着国家的重大资源，具有对国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权力，如果为自己部门违规谋取福利，上行下效，下级部门违规的现象就可能更多。因此，要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自我监管，并将预防和治理结合起来，切实防止这些部门为自己违规谋取利益现象的出现。

　　乔春华也认为，中央部门要负责对下级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如果自身出了问题，则“身不正，令不行”，因此一定要加强整治。“不但要加强审计监督，还应引入更多的约束机制，多头监督，多龙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