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爱情的历史映像

　　有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让人泪流满面，但那种感动并非来自主角的表演，而是暗合了人生的某种隐喻

　　在政治尚未取代生活的年代，革命电影也花红柳绿，中国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许多革命电影，总是能在某个时候偷偷地又回潮一次，比如《柳堡的故事》，这其中的爱情因素功不可没。

　　比起令人窒息的70年代，50年代的电影普遍轻松活泼，在革命的氛围里不忘渲染家庭与生活的轻松幽默。1958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创作一部反映大公社新生活的电影，两位年轻的作家却创作出一部充满俊男美女的歌舞风光爱情片《五朵金花》。而随着进城后，换老婆也成了50年代的一大热门事情，从《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股糜烂之风开始向革命队伍进攻，而《李双双》为《婚姻法》的宗旨起到了普及作用。

　　即使在彰显男性气质和英雄主义的战争片中，对比美国的《野战排》来看，国产电影仍然浪漫许多，在战斗最激烈的山头，1956年出品的《上甘岭》仍有一位漂亮的女卫生员带领大家歌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随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爱情的小情趣逐渐被当作资本主义余毒从革命影片中渐渐革除，在60年代出品的革命电影中开始变成了颂赞亲情，比如《冰山上的来客》，到了70年代的五个样板戏，片中的女主角不是孤女就是寡母，就连万恶的反动派抢亲的戏都逐步被删减，“不爱红妆爱武装”，样板剧中的男女主角最后终于到了无性别差异的境界。

　　到1978年以后，万物复苏，在尘封多年后，中国导演的创作激情又一次被激发出来。1980年，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偶像剧的爱情电影诞生，由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让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涌入电影院。而另一部关于政治婚姻题材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则引起了人们的巨大争议，年青的一代纷纷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女主角宋薇不忠实于她的感情，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而嫁给一个组织部长？经历过50年代以来的政治风浪的中年人们，则表示深刻理解。

　　中国导演对于中国人婚姻爱情现状的现实映射于1981年走向高峰期，那一年最成功的影片叫做《没有爱情的角落》，这个名字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内心，片中一个模糊的裸露的乳房镜头，成为中国电影惊世骇俗的一笔。影片所影射的中国人30年倒退的婚姻爱情现状，让人无语泪流。那一年好看的电影还有《知音》、《小街》、《沙鸥》、《伤逝》等，普遍弥漫着对爱情的小心刺探与悲剧性的影子。

　　与历史的沉重相比，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的影片显得诙谐轻松，1981年，一部由小品改编的电影在中国风靡一时，那部电影叫做《嫁不出去的姑娘》，这部电影展示了在80年代初期年轻人择偶的两种标准：被正面描画的姑娘是看中男方的潜力：肯上进爱学习有前途；受到批评“高价女”的标准是以聘礼多寡决定婚姻大事。这两种标准的区别在于，你是看中了男方的即时支付能力，还是看中了他的期权。而影片中反映的农村家长强索彩礼的行为在当时的农村非常普遍。另一部拍摄于1981年的喜剧电影《喜盈门》反映的也是相似的主题：年轻人的就业和婚恋。

　　进入90年代，此时的中国电影已经转向以张艺谋、陈凯歌领军的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电影无力于映射现实，又无力于批判历史，只有反复以电影画面和营造某种特殊氛围取胜，典型作品比如《我的父亲母亲》，影片远远谈不上喜闻乐见四字，更难像80年代初的影片那样，引起观众的强烈呼应。倒是电视剧一直紧跟人们的生活，当时中国人的婚恋问题集中转移到中年人身上，电视剧也随即将问题焦点转移到婚外恋、傍大款、移民、下岗等问题上，拍出了《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热门剧。而同期能让人回想起来的现实主义电影，只有冯小刚的《一声叹息》等不多的几部，在这部影片里成功地影射了中国人的婚外恋后，冯小刚又接着就这一题材接连续发力，一直拍到2004年的《手机》。

　　对于历史，电视剧也时有力作出现，1995年反映知青回城后遗症的《孽债》风靡全中国，在2005年夏天东方卫视再次拿出来播放时，竟然打败了《人鱼小姐》等韩剧，成为该市夏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2003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成为热门剧，而同样是讲述政治包办婚姻题材的作品，在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里，充满的是酸涩和忏悔，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酸涩的成分已经被消减殆尽，有的只是多年后回首往事的那种调笑。

　　许善斌：婚书中的婚姻变迁

　　翻开这些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的婚书，一部反映中国人婚姻百年变迁的历史在眼前活灵活现起来

　　许善斌是个收藏迷。提起收藏，有人迷字画、有人迷古董、有人迷石头、有人迷瓷器，老许迷上了一个“偏门”——证照。老许说，收藏被称为爱好，一个人往往有多个爱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最容易出成绩。老许终于找到这个“最”了。证照不仅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适合他干的，“收藏证照不仅适合我的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还让我找到了一种‘老大’的感觉。”

　　十余年来，老许收藏的证照已接近3000件，被精心整理为民俗、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九大类。其中，婚书系列在藏品中是一个亮点。老许收藏的有关婚姻的证照和文书，从清朝同治年间的婚书到“文革”时期的“新婚培训合格证”，时间跨越百年，种类包括娃娃亲文书、结婚证、离婚证、复婚证，甚至还有伪满时期的卖老婆文书。翻开这些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的婚书，一部反映中国人婚姻百年变迁的历史在眼前活灵活现起来。

　　老许用一张张证照展开了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史。他还要结合自己的收藏实践，把大半辈子的经验留给后人，《收藏而已》和《吃亏不亏》两本小书已经存在了他的电脑里，老许说：“这些精神财富终于可以与我分离了，融进社会属于更多的人们，我再也不担心它会与我同归于尽了。”

　　最老的婚书：

　　“天作之合”的奇思妙想

　　这是清同治十一年(公历1872年)的一张婚书，距今已130多年。在老许的婚书藏品中，它是最老的一张。“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这张婚书上面的‘天作之合’只有一半，说明婚书的书写者当时是将男女两份婚书叠在一块写的，男女两张合在一起，字就完整了，”老许说，“这个奇思妙想把‘天作之合’的词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娃娃亲

　　这是一张被老许称作“婚姻期货”的娃娃亲文书。上面写着“名芳梅行一年二岁民国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子时生”，“表明这个女孩叫芳梅，排行老大，现年2岁，可是已经许配了人家。”老许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包办婚姻。”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结婚证：

　　附婚姻条例

　　革命根据地的结婚证，已经传达出现代婚姻的观念。这张结婚证是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涉县政府颁发的，上面附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四章，明确写着“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的原则。

　　建国之初的结婚证：注明婚姻自主，标有婚前财产

　　男女间的“正式婚姻合同”真正在全国推广开来是在1949年以后。新政权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式婚姻。在这张结婚证上，最为醒目的是“婚姻自主”四个大字，预示了一场轰轰列列的婚姻革命即将开始。“这纸婚书中不仅有男女双方的情况介绍，连介绍人和证婚人也列在其中。”

　　“特别令人感到超前的是，上面还标明了‘婚前财产’，就我所知，男方10口人6间房24亩地3头驴，在当时的农村虽算不上‘大款’，起码也是‘小康’了。”

　　卖妻文书：原配丈夫充当主婚人

　　在旧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下，买卖婚姻是普遍现象，这张“卖妻文书”就是一个例证。“这张卖妻文书是说，一个叫某兴发的男人把自己的元配夫人，一个姓潘的女人卖给一个叫某凤山的男人为妻。日期是成吉思汗纪元738年4月9日，也就是公历的1944年。”老许介绍说。经老许考证，这张卖妻文书出自“蒙古自治邦”时期，婚书上面的四色旗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张婚书体现出的最滑稽的一点是，卖妻的这个男人竟然也是这桩买卖婚姻的‘主婚人’。”老许说，买卖婚姻在旧社会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你看那正儿八经的官方行文和大红公章，表明这绝不是偷偷摸摸，而是“正正当当”的“公开转让”。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行时期的结婚证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它的立法宗旨是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在法律的保障下确立，上面这张结婚证上所写的就是新时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最高指示不要忘

　　这是一张1969年的结婚证，它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突出政治”。“‘文革’时期的结婚证，上面除了国旗和国徽就是毛主席语录，再没有其他任何装饰物了，甚至连个‘喜’字都没有。”

　　1976年的结婚证：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

　　20世纪70年代，为缓解人口压力，中国开始推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重点宣传对象自然是那些“登记男女”。在这张结婚证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行动口号：“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做出显著成就。”

　　1950年的离婚判决书：

　　女方财产，女方带走

　　“因为历史的原因，老的离婚证当然就是个稀罕物了，还因为离婚是坏事也是丑事，离婚证作为‘不光彩’的见证，谁也都不肯把它当成‘纪念品’，所以不是被烧掉就是被撕掉，保存下来的极少。”老许说。

　　这张离婚征签署的时间是1950年5月20日，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8个月，它上面写的是“武邑县人民政府司法科民事和解笔录”。老许认为这张离婚证最“精彩”的部分是有关财产的再分配：女方在男方家中存有的东西，计粗布棉衣一身、夹袄一件、袍皮一个、门帘一个、洗脸盆一个、镜子一对、茶碗一对、纺线车一辆、筛子一个，全部由女方带走。这说明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升，女方财产受到尊重和保护。

　　以新对策因应新革命

　　“高质量、低稳定”成为中国婚姻的新运动趋势，中国应为稳定婚姻创造制度条件

　　民政部发布的数字显示，从

　　2002年至2005年，我国离婚率持续上升，如果把离婚曲线看得更远，从1992年前后，中国人的离婚曲线就呈一条稳定的向上的曲线。

　　“这主要是由婚姻的期望值高，但婚姻基础不够好引起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大文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有些是低质量、高稳定的。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变了，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值比较高，如果对婚姻不满意就想提出离婚。”

　　“与美国相比，甚至与日本、印度相比较，我国的离婚率仍然较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婚姻法学专家夏吟兰说，“但是这是全国的平均情况，如果单看城市，尤其是那些社会变动较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沈阳，离婚率早已超过了1/3。”

　　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中国的离婚率统计并未完全按照城乡分开来计算，人口年报上是按照与总人口的千分比来统计，而非与结婚数比较得出的百分比。

　　“今天中国的情况，可以与美国70年代作一个比较。离婚率的上升经常与女权运动相关联，美国在60年代末就已经超过30%，在80年代中期离婚率达到50%，从此一直稳定在这个数字上。”夏吟兰说。

　　引发美国70年代离婚率稳步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权运动和6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更多妇女走出家庭和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妇女提出离婚的自由度越大。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从1969年开始推行“无过错离婚”，1971年颁布的《统一结婚离婚法》，将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而中国修订后的《婚姻法》与之类似。

　　社会的剧烈变动拆散了中国传统婚姻赖以生存的基础环境，子女与父辈的离散居住，使家族在婚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大大削减，新的婚姻缔结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而同居和离异所承担的道德风险也大大降低。此外，经济改革所作的一系列调整，比如教育系统产业化和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使中国人结婚成本大为提高，整个社会转型所带给婚姻家庭的影响，正在日益朝着不奖励结婚的方向行走。

　　与此相比，离婚却变得容易了。“全世界都有和解制度，中国没有；法律只对婚姻做形式审查，没有实质审查，对于离婚制度，法律只强调了制裁，却没有救济制度。这一切的后果是，中国人的离婚成本相当低，几乎成了全世界离婚成本最低的国家。”夏吟兰说。

　　在第四次婚姻革命来临以前，中国人在某一时期的婚姻有着高度同质性，这使得法律、政府和社会可以长期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衡量管理婚姻制度。而在婚姻和家庭呈现出个性化的今天，这种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堆积，比如同居的普及、非核心家庭的比例扩大、分散就业引起的家庭分散等突出问题，政府明显缺乏相关对策，以及在决策中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来考虑。

　　今天中国人的婚姻拥有了更高的个人私密和社会非干涉性，但它也走入了另一个误区。“今天的中国婚姻制度改革，更多地强调了个人主义、人本主义，走到一种极端。而美国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80年代后，更加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度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夏吟兰说。

　　对于未来中国的婚姻是更加自由化，还是将走向回归，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预测，但作为一个参照系，美国的婚姻曲线也许可以作为借鉴。

　　在80年代中期，美国的离婚率达到50%，许多学者悲观地预言，照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婚姻将会崩塌，加之艾滋病的出现更让人警惕，于是美国人开始提倡回归传统的婚姻价值观。比如80年代末，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你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一旦将来因为你的感情出轨，你所要赔付的更多。

　　进入90年代后，美国进入保守时代，离婚率维持在50%左右没有继续走高，而民众对于婚姻的态度开始回归传统。

　　在以相似的曲线行进的中国，低稳定的婚姻毕竟不是大多数人追求的婚姻，夏吟兰认为，在今天，中国也应该参照美国80年代末期的做法，为稳定婚姻创造条件，尤其是在婚姻的公平和救济制度上，“法律不能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但可以保障人们的权益。一旦你进入这个体系，就能环环相扣，保证你的权益和最大限度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