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中国将新增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这应该可以理解成邱晓华和国家统计局对于当前民声、民意的最积极回应。

　　风展红旗如画

　　1958年1月，邱晓华出生于福建宁化。

　　宁化位于闽赣两省交界处，闽江上游，武夷山东麓，是红军长征的4个集结出发地之一。1930年1月，毛泽东率部途经宁化，写下了《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同时，宁化还是客家祖地。邱晓华是客家子弟。客家先民历尽战乱与迁徒坎坷，磨练出了志向高洁、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品格，造就了无数风云人物——孙中山、朱德、叶剑英、胡耀邦、叶挺、李光耀……

　　但故乡的荣光里还是带着淡淡的哀伤。因为地处山区，时至今日，宁化依然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35万人口中，85%是农民。“儿时的邱晓华是个苦孩子。6岁那年，他便失去了母亲，与姐姐和外婆一起生活。童年的邱晓华下地种过菜，上山打过柴，还养过鸡，喂过猪”。

　　“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当年晓华惟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因此文章写得很好，插队务农的时候，被乡里安排做文秘工作。”邱晓华的堂弟邱昆向《小康》这样描述邱在宁化的人生的最初20年。

　　张清亮是邱晓华的高中同学，他告诉《小康》，邱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邱对知识有着令人动容的近乎‘颠狂’的渴求和热望”——

　　我们读高中时，正值“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交白卷的张铁生才是当红的榜样，正常的教学活动已经停止，所谓的上课就是在农场劳动，而各类书籍几乎在生活里绝迹。可邱晓华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书看——把伙食费省下来，用菜票与人换书看，星期天外出做小工，赚一点小钱，还是用来租书看。晚上九点宿舍关灯，他会跑到厕所继续看——那里灯一直开到天亮。

　　彼时的邱晓华是班长，他不单自己看了那些书(因为历史原因，费尽心力找来也只有四大名著和一些历史书籍)，还成立了学习小组，组织同学大家一起看，甚至请来了对读书有认同感的老师给同学们进行辅导。

　　当30年的光阴流走，福建省宁化第一中学七六届的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那个因在鄙视知识的年代里过分热爱读书而被称为“傻瓜”、“癫子”(宁化方言)的瘦小的同学，事实上比别人有着更深远、透彻的眼光。

　　国统局的“拼命三郎”

　　1978年，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邱晓华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

　　1982年年初，北国冬意尚浓，一个在大学里把“作业做得像印刷品一样干净整齐”的南国青年，拿着一纸毕业分配证明和简单的行李只身来到北京。他就是邱晓华，此后，除到安徽省挂职省长助理的一年，他一直都在国家统计局工作。

　　“邱局长，是近10年来，首位出自统计系统内部的局长”，当《小康》记者在北京月坛南街57号国家统计局进行采访时，很多“统计人”这样表达他们对于这位年仅48岁却有着24年统计工作经验的“老统计人”“局长”身份的认同。对于局长，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邱晓华是国统局的‘拼命三郎’”。

　　刚进国家统计局不久的邱晓华参与了中国第一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81》的编撰工作。“那时，国家统计局还没有电脑，年鉴上所有的表格都是邱晓华用尺子在纸上一个一个画出来的。” 《中国统计年鉴1981》，共有511页，统计表格无数。那年，住在国家统计局单身宿舍的人都看到过邱晓华在综合司的办公室里打地铺。

　　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综合司办公室的灯总要到深夜才肯灭去——邱晓华每天工作学习的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同时，勤奋的邱晓华还抓住一切机会调查研究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1983年春节，邱晓华回老家宁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宁化地区进度不一，动作快的乡、村已经“包产到户”，动作慢的乡、村还是集体制。那时，张清亮在宁化城关公社工作，邱晓华央他一起作调查——生产队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什么看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农田亩产量有什么样的变化？农民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张清亮从公社借了自行车，两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调查， “10天的春节假期被邱晓华占走五、六天，走访了二、三十个生产队，上百余户农家。宁化地处山区，爬山越岭的，好苦掉(宁化方言)。”

　　张英香1990年调入国家统计局综合司。那时综合司三十多人在同一间大办公室办公。有一天她接一个电话问“九五”期间中国GDP和CPI的增长幅度。当张表示先查一下再给答案的时候，一直埋头工作的邱晓华头也不抬的给出了10个数字。 “那时大家口口相传的就是邱工作的勤奋和认真。”

　　而熟悉邱晓华日程安排的人士介绍，“履新以来，邱晓华的时间安排得更紧了。几乎是以10分钟、15分钟为一个单元来安排时间的”。

　　邱晓华自己说过“我不是才子型的人，天赋可以让人看出差别，但是刻苦带来的差距是无法估计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和认真成就的是“一个掌握中国20年变化数字的人，一个真正对中国经济了如指掌的人”。

　　“我尽忠，你们尽孝”

　　邱晓华的妻子聂春荣是邱初中和高中的同学。邱昆比他们大一级，“堂嫂年轻的时候，相当漂亮”。

　　高中毕业时，邱晓华和聂春荣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后来晓华去厦门大学念书，聂春荣在宁化五交化公司上班。应该是寒暑假的时候，晓华回家，同学相见，确定的恋爱关系”张清亮说。

　　大学临近毕业，邱晓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差不多已经定了下来时，班长林擎国请邱到厦门大学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现在你要是有女朋友就算了，要是没有就不要再找了，你就要去北京了，将来弄不好要做陈世美。”邱晓华没说话。

　　邱晓华到了北京，可没有做陈世美，还是娶了老家的媳妇，却只能两地分居。为了解决干部两地分居的问题，邱晓华以普通干部的身份获得了一个进京指标——聂春荣也调入了国家统计局。

　　“好贤慧的媳妇。那时学校不解决午餐，所以邱晓华的女儿邱实中午也到单位吃饭。那时候单位食堂内没有桌椅，要将饭打到办公室就餐。聂春荣就用两个饭盒打两份饭菜(没办法拿三个饭盒)，到了办公室再分成三份，一家人吃饭。”张英香回忆。

　　1995年4月，北京三里河春意盎然，邱晓华在他的著作《中国经济热点追踪》的前言里写道，“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对我工作和生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也对许多文稿提出过意见建议，并帮助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字里行间满溢夫妻相敬如宾的浓浓深情。

　　可惜让邱晓华伤感的是，到1990年代末的时候，聂春荣病了——免疫系统疾病红斑狼疮，直到今天仍在治疗中。

　　邱晓华76岁的老父亲现在依然生活在宁化。“老人在宁化待了一辈子，朋友、同事都在这个县城，而北京的气候也和南方有很大的差别，老人不肯去北京。”邱昆介绍，这些年他一直照看着叔叔的起居生活。

　　自从进入国家统计局后，邱晓华差不多三、五年才回老家看一回。2006年邱晓华回过一次老家，而此前回家的记录是2000年。回家时邱晓华对邱昆说“我尽忠，你们尽孝了”！

　　“官” “学”有差别无鸿沟

　　后来留校的林擎国，现在已经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统计系博士生导师。他常对学生们说——

　　统计并不仅仅只是统计出一堆数据，每年国家的统计年鉴那么厚，无论是国家领导还是普通百姓，想从里面看出点道道来都是费时费力的。统计人还需要有对数据分析、判断的能力，否则就只能做个统计匠。你们要向你们的大师兄邱晓华学习啊！

　　确实，邱晓华对于数据有着过人的分析、判断以及预测能力。

　　早在1983年，邱晓华在对农村联产承包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后，就提出农村的改革单纯用“分”和“包”来进行是不完善的。一是公益性事业无人负责，比如“五保户”、困难户失去了社会的支持，二是一些如种子培育、病虫防治、水利建设等需要社会去做的事情也被忽视了。邱晓华提出在联产承包制下，要注意“统”和“分”的关系。此后，邱晓华提出的那些矛盾日趋明显。1988年，中央提出了统分结合的政策……

　　还是1988年，全国出现“抢购风”，人们涌进商店争抢着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囤积于户，全国上下慌张混乱。随后中国进入了整改时期。1991年11月，《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邱晓华的《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反思与回顾》，基于整改三年的大量经济数据与深入分析，文章大胆提出，“治理整顿已经可以结束，留存的问题应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解决”。不到一个月，中央采纳了文章建议，治理整顿宣告结束。时年33岁的邱晓华，震动了中国经济界。

　　此后，尽管邱晓华的任职一直不断变化，但“学者型官员”却是他一直未变的最简洁的定语。

　　“你认为学者和官员的最大区别何在？这两种身份对您而言有冲突吗？”面对《小康》的提问，邱晓华坦言，“两者当然有区别。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那么我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任何问题。作为官员，现在国家出台了《公务员法》，那么我的一言一行就都必须是《公务员法》许可的。”

　　然而，在邱晓华看来，学者和官员的身份差异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小康》问及“时至今日，您觉得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邱晓华的回答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回过头来，我们不难发现邱晓华对堂弟所说的“我尽忠，你们尽孝”的情感的深沉和逻辑的连贯——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邱晓华把这两种身份的终极都理解成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让数字阳光，让“人”站立

　　到国家统计局不久，邱晓华和时任综合司司长的郝成鸣到宁夏固原地区进行社会调查。邱第一次真正领会了中国农村一些地区的极度贫穷。他在给林擎国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终于见到了那种一家兄弟俩合穿一条裤子的贫穷”。

　　“邱晓华本身就是山区长大的苦孩子，爱人也同样出身普通。工作后，他又调查了解过中国最广大农村的现状和实情，同时谙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我相信他能够在现在的位置上做出一些事情。”林擎国这样认为。

　　安徽落马高官——原副省长王怀忠有一句经典“名言”： “能不能上，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在中国“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尴尬时代背景下，升任局长的邱晓华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统计信誉遭遇信任危机。

　　“一些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统计调查数据审核把关不严，个别统计人员纵容、袒护甚至指使、授意调查对象虚报瞒报统计数据，编造虚假数据，没有做到不进假数；一些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屈服于领导压力编造或篡改统计数据，甚至迎合领导意图编造或篡改统计数据，将统计数据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2006年9月12日，当国家统计局开始布置“视统计信誉为生命主题实践活动”时，邱晓华严厉地指出了当前统计系统内存在的问题。

　　从建立直属统计调查队，到组织修改《统计法》，到设立举报中心，再到建立提高和维护统计信誉的长效机制……国家统计局和邱晓华给“数字造假”的沉疴下了猛药，决心要让中国的数字“阳光”起来。

　　而履新以来邱晓华的另一个新政构思是：让“人”从数字中站立起来。

　　2006年6月12日，邱晓华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与德国仅仅相差4000亿欧元，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赶上德国……”此言经媒体报道，网络舆论哗然——

　　“经济不仅是增长就行了，最重要的是国民要得到实惠。”

　　“我们老百姓收入多少年后超德国？”

　　“任何巨大的数字，除以13亿，都是一个“小数”，所以，把‘赶英超美’当作美好蓝图来宣扬的，百姓不会买账；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是压在百姓头上的，不是压在高级官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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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12日，当《小康》记者问邱晓华“您平时上网吗”时，他的答案是“当然”，当再问及是否看到网友对此则新闻的评论的时候，邱晓华面色沉峻地回答，“我都看到了”。

　　就在当天，邱晓华对众多媒体透露，今后中国将新增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需求，让“人”从统计报表上站起来。

　　这应该可以理解成邱晓华和国家统计局对于民声、民意的最积极的回应。

　　资料

　　邱晓华的“数字”大事年表

　　□1958年1月生于福建宁化。

　　□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务农。

　　□1978年3月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

　　□1982年2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历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1996～199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

　　□1997年任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常委。

　　□199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国际金融博士学位。

　　□1998年9月到安徽省任省长助理。

　　□1999年9月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2003年7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

　　□2005年11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

　　□2006年3月任国家统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