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孤儿”调查之二一月内失去父母姐妹俩相依为命

　　调查对象：小娥，女，18岁，父母双亡

　　父母双亡厄运开始

　　自从爸爸妈妈2004年因艾滋病相继去世后，16岁的小娥一夜之间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羸弱的肩膀上仿佛压了座山，每一天都过得举步维艰。

　　爸爸身上首先显现出可怕的迹象。之前他身体很壮实，家里30亩甘蔗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条件挺不错，在村里率先买了74厘米大彩电和DVD机，令人羡慕。

　　可是同村里一些青年男子一样，他沾上了毒品，开始是吸大烟，后来经常偷偷摸出个针筒往胳膊上扎。不幸是从2003年开始的，先是这个男人干活没力气，不愿动，逐渐消瘦。后来发烧不退、头昏、呕吐。不久，妈妈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医生说验个血吧，结果双双被确诊为感染艾滋病。

　　终于有一天，父母病倒在床上。小娥向学校老师请了假，回来照顾父母。那是2004年初，小娥16岁，上初三，面临中考。妹妹小花只有12岁，上初一。

　　艾滋病患者到了晚期，所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听着父母整夜整夜不停呻吟，小娥和小花总是躲在被子里哭。

　　2004年4月21日，父亲病逝。

　　一个早晨，妈妈突然发现自己如何挣扎也起不了床了，她把小娥叫到床边对她说：“我可能真的不行了，你要好好照顾你妹妹，要供妹妹继续读书。”“那一刹那，我知道，要和心爱的校园永远说再见了。”小娥紧咬嘴唇，大滴眼泪止不住滑下脸庞。

　　之前，乡卫生院院长李榆春大妈告诉小娥：“赶紧写个申请书，我们去帮你妈妈联系一个医院看病。”可没过几天，小娥拿着申请书来找李榆春，哭着说：“大妈，妈妈真的病重了，不行了，不用去医院了。大妈，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棺材钱都没有，怎么办？”

　　2004年5月18日，母亲在疼痛中去世了。

　　在李榆春的奔走帮助下，县民政局给了800元，乡里补助200元，买了一副薄棺材。“我妈死前，一直看着我，像是要说什么话，可已经虚弱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小娥说。正在小娥呆呆地看着来帮忙的乡亲们为母亲料理后事时，刚从学校下课的小花从外面哭着跑进来，姐妹俩抱在一起痛哭。

　　16岁姑娘挑起生活重担

　　第二天一早，小娥就去学校把自己的书本搬回家。“我和妹妹最多只有一个能上学，我答应了妈妈要供妹妹读书！”从学校走到家，不过20分钟的路程，小娥走了一个多小时，中途还几次折回头。隔了几天，她又把书本搬回学校。来回搬了5次后，她终于把读书的念头锁进了记忆里。

　　在母亲死后大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里，小娥和小花是一分钱收入也没有的，还欠了不少债，靠嫁到县城的阿姨每个月给100元度日。小娥告诉记者，为了补贴家用，她曾经到盈江县城的一个饭馆里当了两个月的小工，包吃管住200元一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2点，洗碗、端菜、拖地什么都干，脚底起了大水泡，下班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后来，妇联和民政给了小姐妹俩一笔相对固定的补助，前者每人每月100元，后者每人每月50元，而现在有一部分补助只有妹妹小花的一份了。“生活改善很多了，但还是要掰指头算，一天五六块钱，不算妹妹2元钱的早点，一天吃饭是3元钱。”小娥说，她们大多数时候吃光饭，有时买点蔬菜，做菜用不起猪油。即使是这样节俭，很多时候不到月底就捉襟见肘了，因为妹妹上学虽然有了“两免一补”，但还需要一大笔开支，遇到生病更是没钱去治。还好现在小娥又在乡卫生院找了份临时工，每月能有200元收入。

　　妹妹要上高中难倒姐姐

　　小花今年初三了，学习在班上算中等偏上，上高中需要到县城里，学费和生活费更贵，也不能享受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了，小娥开始为妹妹上高中的问题忧心。

　　“如果考不起你就别读了。”

　　“不！我要读！”

　　“家里没钱你怎么读？”

　　“你别管，我在外面边打工边读书！”

　　……

　　为了读书这个问题，姐妹俩最近常常发生激烈的争吵。

　　“我怎么会不想让妹妹继续读下去？这是妈妈临死前对我的嘱托呀，可这副担子太重，我实在挑不动啊！”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小娥流着泪说，“夜里我常常梦见爸爸妈妈，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但是醒来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我们还是一无所有。”(为保护未成年人，本文中小娥、小花均为化名)